争鸣：除了论文一作，科技评价还应认什么？

　　 “只认第一作者，还怎么鼓励合作？”“严格起来，有时候连共同一作都不算数。”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的上述观点引起了科技界的热烈讨论。他认为，国内科研界目前通行的“三认三不认”的评价标准，让科学家不愿合作，或不敢轻易合作。

　　所谓三认三不认，就是“只认第一作者、只认第一作者单位、只认通讯作者。不认非第一作者、不认非第一作单位、不认非通讯作者。”

　　李家洋呼吁，尊重和认可每一位合作者在科学研究中的付出，才能更有利于出更重要、更有影响的大成果，更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

　　文章发布后，网友讨论非常热烈。

　　有人认为上述观点对鼓励科研合作有很大意义，但也有人担心一旦放开“三不认”，会加剧论文乱挂名等现象。

　　更多人关心：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体现不同作者在科研活动中的贡献？应该如何为合作攻关、科技创新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让每个科研参与者得到合理的回报？

　　《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国内外一线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政策专家，来看看他们的不同观点。

　　反对：对所有作者一视同仁不公平

　　▲ 某高校教授张栗（化名）：

　　论文署名排名，从来都是以贡献大小为依据。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篇论文里第一作者与其他作者的贡献通常是显著不同的。包括诺贝尔奖的评选在内，全世界科学界都是认第一作者、包括并列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

　　对论文所有署名作者都一视同仁，实际上是极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好奇心和对于声望的渴求，是科学家进步的两大动力——科学家本就没什么“利”可得，还不能重视“名”吗？总不能指望所有科学家都很超脱。

　　虽然不排除有些人确实“比较超脱”，但其实不在乎署名的，往往是已经在国际同行中建立了领导者声誉的“大牛”。他们对于一般的论文成果很少在乎署名、署名排在哪里。但遇到非常重大的发现或进展，也很难说他们不在乎署名和排名。

　　“大牛”可以不在乎署名，但研究生、博士后必须在乎。

　　其实，解决合作遇到的问题可以去探索其他办法。不能为了鼓励合作，就要再去制造一个大得多的麻烦，破坏对于论文排名的基本认知。

　　赞同：这个建议适合“大”成果

　　▲ 某科研院所首席科学家陆康安（化名）：

　　我的理解是，这个建议主要是针对真正重大的、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特别是强强联手的大型科研项目，一定要承认共同第一作者，乃至更多参与者的贡献。

　　就像著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发表的论文上署名非常之多，你能不认可共同第一作者吗？能不认可除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以外的其他作者吗？

　　有过相关经验的科技工作者应该知道，重大科学研究和一般较小的科学研究，在组织形式上、各方贡献上是很不一样的。不能也不应该一刀切地进行评价。

　　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如何鼓励高质量的科技合作，促进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产出。

　　投身于这样的科研工作中的每一个人，理应得到尊重和认可。而那些乱挂名、人情稿的课题组，我也不太相信能做出真正的好成果。

　　至于有人担心承认了后面的作者，就把第一作者的功劳抹杀了。这个我觉得不至于。论文作者排序本来就体现了对贡献大小的判断，一作的功劳是抹杀不掉的。

　　▲ 海南大学教授王守创：

　　我比较赞同李院士的观点，要认同共同第一作者，并且也要鼓励合作。同时不要只看作者排位，还要看“作者贡献”这一部分的详细描述。

　　很多人担心论文乱挂名的问题。我在新闻上看到过一些现象，但主要还是课题负责人的行为规范不到位造成的。身边这种情况则并不多。

　　我认为第一作者乱署名的情况很少见。

　　因为第一作者作为项目主要执行者，有所有的原始数据和记录，如果受到不公署名对待，理论上可以申诉，甚至撤稿。

　　主要是通讯作者的署名比较难界定，是具体指导了项目执行，还是提供了资源或者平台来开展项目？

　　坦白地讲，在大科研团队，我也不清楚通讯作者本质上由什么贡献来决定。

　　他山之石：国外是怎么处理的？

　　▲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后薛潇：

　　在欧洲这边没有所谓的只看第一单位、第一作者的说法，因为我们现在发文章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

　　拿Nature及其家族子刊来说，都需要在文章末尾专门列出一项“作者贡献”（author contribution），就是要详细解释说明谁具体贡献了什么。

　　有时候你是二作，但在研究过程中你做的事情比一作更多、更重要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定要写清作者贡献的。

　　在申请教职的时候，“作者贡献”是重要参考。

　　我有一个同事，去年拿到了多所著名学术机构教职岗位的offer，他的很多二作文章都被研究院所看重。因为虽然他是二作，但他的贡献很大，在一些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这种“作者贡献”也会有夸大成分。如果没有流程控制和严格规定，到底怎么写是难以统一的。

　　对此，国外有一个“Casrai Credit Taxonomy”（贡献者角色分类计划）的分配标准，是网络开源以供讨论的，起到一定限制作用。

　　分析：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 美国贝勒医学院博士高士洪：

　　强调“作者贡献”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但不得不承认，这种贡献多数时候很难量化。

　　比如一人制备转基因动物、提取代谢物，另一人做层析、质谱实验，又一人负责下游数据分析，完成一个代谢组的小课题并撰稿。恐怕很难说得清谁的贡献“最大”。

　　理想状态下，奖励、升迁、经费申请都不应该拘泥于作者的署名发表情况，而应着眼于其具体参与工作的精细程度、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但是这就要求考察方花相当大的功夫来了解实际情况，比直接看“三个一”或者影响因子更费时费力，还要考虑人为影响因素。

　　考研分数、影响因子、一作文章数、通讯文章数，这些科研人员“升级”过程中面对的考评方式虽然略显生硬冰冷，但是也体现着高校建立量化公平性考核的追求。

　　我认为如何客观考评一个科研人员的能力和潜力，可能才是讨论“三个一”现象背后的根本问题。

　　▲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

　　论文作者排序、通讯作者标注作为学术出版规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以自然科学为例，第一作者应该是论文合著者公认的主要贡献者，是主要研究工作的完成者和论文主要撰写者，不论是学术评价还是评奖，都是这样认定。

　　而通讯作者需要对文章的学术规范性、严谨性负责，同时也往往是研究整体思路的提出者和研究资源的实际提供者。

　　问题在于，如何去用这个指标。

　　为什么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三认三不认”的现象？是因为在评价的时候缺乏同行、或者小同行的意见。评价权甚至不在科学共同体的手里，而是由管理部门按照行政管理的逻辑“自外而内”进行评价。

　　当无法从专业角度评判的时候，就只能依靠署名、排序这种可量化的指标。

　　实际上，国外学者过去并不那么在意作者的排名，包括SCI、SSCI等一些期刊索引和引用指标。因为论文和期刊排名对他们影响并不大。

　　整个科研资助和评价体系更看中研究工作本身的质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认可，而不是这些量化指标。

　　另外，不同学科之间，署名和贡献分配也有差异，不能对所有学科用同一把尺子。

　　建议：到底怎么做才好？

　　▲ 同济大学副教授齐鹏：

　　承认第一作者的重要价值，客观上是合理的。前提是评价机制没有问题，即谁的贡献大，谁做的工作多，谁主导了研究，谁就是第一作者。

　　但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边缘性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抢一作、占排序的现象产生。

　　我认为破局的关键还是破除“唯论文”。

　　在国际顶级的高校里，除了论文之外还看领域内的同行评价与认可度，在这个领域里所做的贡献。而且不同学科也应当设立不同的评价体系。

　　以我从事的机器人工程学科为例，我更认同应该做更多实事，而不只局限于写论文。

　　论文是一个有限的精华提取，不能呈现所有细节。如果能够凝结出一个产品，产生出实际的效益，我想它比呈现出一篇论文价值更大。

　　目前国内的评价体系不够成熟，还是以论文主导。虽然有一些额外的因素，但是大家的观念没有彻底的改变：能用论文评的就不会采取别的方案。

　　完善非论文工作的成果评价体系，降低论文评判的重要性，才可以缓解当前问题。

　　▲ 梁正：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地取消作者排名，那样更会出现“挂名搭车”的现象。

　　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比如出台举措去打击论文署名不端问题，最终效果也不会好。

　　从国外科学共同体建设、科研资助与评价的成功经验来看，真正应该做的是改变背后的科研激励机制。不把量化指标与职称、资源分配等挂钩，把学术评价权交给真正了解相关研究的小同行。

　　从科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缩小资源分配的差距。在过去，资源较为稀缺，只能集中在个别生产力较高的人、个别项目上，均匀分配的话起不到激励效果。

　　但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在很多领域已经不是跟随者了，而是要去做更多的探索。

　　这就需要缩小资源分配差距，鼓励大家在不同的方向上去探索。这时硬把大家分出一二三等来，特别是通过一些形式化指标，由“外行”来进行评价和选择，对整个科研生态是有伤害的。

　　如果这些评价指标不再跟资源分配挂钩，大家也自然不会在意了，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上，科研管理和评价的难度也反而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