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2030建设离不开精神健康的参与

如果没有全民主动参与的精神健康，就难以真正达到全民健康。”在今天举办的2018年国际临床和转化医学论坛“精神卫生与精神疾病”分论坛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对精神卫生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健康中国2030建设离不开精神健康的参与。从家庭、学校、公司到医疗机构、卫生部门，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成为大众可及、可感的精神健康产品。除了药物、器械，针对不同人群的科普视频在未来会大有可为。”

精神疾病患者数量上升，要从“看管”走向“看护”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李春波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精神科发展逐步将临床与研究相结合，在遗传、精神药理、影像、认知评估等方面与欧美国家接轨。“近20年来，越来越多神经科学专家加入到精神疾病研究领域。”他提到，以往我国精神卫生领域学习“苏联模式”，即把精神专科医院单列出来，强调看管，“但欧美模式则是把治疗中心下沉到了社区，原来长期关锁的患者通过药物治疗，已不需要长期待在医院里，他们能很快回归家庭和社会。可以说，长期住院反而会造成患者的社会功能退化，出去完全不能适应，很显然，我们也应该改变对患者的看护模式。”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带来数据，“精神疾病编码目前多达300余种，重性精神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总患病率稳定在1%左右。但较轻的如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等，患病人数持续在增加，这与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压力增大等显然有一定联系。我们医院的门诊量也在不断增加，去年已经达到85.9万。今年前3个月增长了8%，4月增长了11%，5月又增长了18%。”

在他看来，数据的上升除了因疾病的自然增长、大众对精神卫生的更多关注之外，也与国际诊断标准的日益规范有关，“以往一些并不认定为疾病的行为问题，目前也逐步归入疾病的领域。”诸如近年来愈发得到大众关注的游戏成瘾问题，在今年发布的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中已被首次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对于许多精神疾病来说，环境影响要远大于生物学影响，社会支持、心理干预对患者的帮助更大，因此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与职业治疗师等新岗位出现在精神专科领域，共同服务好社会大众。”

从主观到客观，多学科多技术促进精神卫生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国强直言，精神疾病目前的诊断方法主要依赖症状学，即根据临床表现、症状和量表来判断，但这些都是主观指标。“精神科以往缺少的就是生物学标记物，如糖尿病可通过检测血糖来明确诊断，这就是转化医学未来在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他提到，目前脑研究计划主要关注3个平台，即儿童发育脑、老年退化脑与精神分裂症脑，对于退行性脑病，早期甚至超早期的诊断非常重要，“神经科学家、影像学家、统计学家、遗传学家、药理学家等都应参与到精神疾病的研究当中来。”

李春波说，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精神卫生领域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有了更多新抓手。以自闭症为例，由于无法根治，患儿大多以康复为主，但疗效甚微。同时据《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在师资方面，我国自闭症康复师目前只能覆盖1.3%的人群，剩下98.7%的患者暂无法得到有效康复训练。不过，随着虚拟现实技术（VR）的出现，自闭症训练治疗有了新突破，“患儿需要对认知、交流障碍的改善，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最为关键。通过VR设备，患儿眼前可能出现蓝色、橙色的气球，系统提示触碰后会给予奖励，从图像到声音的反复刺激可增加训练计划的实施性。”据悉，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杜亚松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翟广涛已合作开发一套沉浸式自闭症治疗系统，在本市自闭症患儿人群中测试超过2000人次，未来或将成为可推广的康复治疗手段。

药物基因组学检测将成未来重要趋势

闻玉梅也提到，在转化医学中，药物基因组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基础是药理学和基因组学，可用来预测个体对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有效帮助个性化治疗用药。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精准医疗。”

以往在精神疾病的用药方面，医护人员大多根据经验选择，遇到效果不佳的再行调整，有“运气”的成分在内。“而药物基因组学的做法不同，所有患者都必须做药物基因组学检测，如结果显示三氟拉嗪（用于精神分裂症的口服药）对患者效果好，就应一步到位使用该药。”据了解，美国梅奥诊所已将药物基因组学数据整合入患者的电子病历库，再通过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DSS）为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大大降低误诊、漏诊率，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徐一峰介绍，2015年，国家卫健委曾发布两个指南：《药物代谢酶和药物作用靶点基因检测技术指南》（试行）和《肿瘤个体化治疗检测技术指南》（试行），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阿米替林都被列入其中。“2016年2月，医院开始引进药物基因组学检测，至今已检测4300余例患者的16400余个位点，的确得到了很多收获。”他说，曾有两名老年女性患者，一名是分裂症，一名是抑郁症。“治疗初期都走了弯路，因为医生按照临床用药习惯直接治疗，但效果不理想。通过采血检测药物代谢酶基因位点后，根据检测调整方案，病情都很快得以缓解。”

药物基因组学检测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可选择合适药物、合适剂量，还能预测不良反应，减少总治疗费用，为个人和社会都节省卫生经济学成本。”徐一峰说，药物基因组学检测除了使用全血之外，还可以更方便地从口腔黏膜细胞取材，适用性极高。“不过，目前基因组学检测的费用较高，且临床医生认知也有待加强。”

2010年美国调查显示，1万余名精神科医生中，仅有29%在医学院接受过药物基因组学培训、12%在过去6个月内开过药物基因组学检测。“美国在药品说明书上加注药物基因组学信息的有上百种，其中精神科药物就有30余种，”徐一峰呼吁，也希望医保政策能对药物基因组学检测提供更多便利，“在中国普及，或许还有长远的路要走。但我想，未来我国药品说明书加上相关信息标注、更多临床医生和社会大众能认识其重要性，也只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