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跃威：抑制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疏胜于堵

　　抑制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推进产业升级已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届政府始终追求的行政目标之一。虽然通过行政手段治理已取得巨大进展，但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问题依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仅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而且最关键的是延误了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产业升级的战略布局与实施。为此，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充分利用避免双重征税的国际条款，对中国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征收碳税。在积极应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集体行动中，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通过碳税的杠杆，不仅可降低高耗能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迫使其自愿承担转产、升级或倒闭的沉没成本，减少因行政干预而不得不承担的对企业的补偿以及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低效决策造成的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在全球温室气体治理中，与其让别人征收中国产品的碳关税，不如我们自己先征收，并将碳税留在中国境内使用。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地方政府或企业有吸引国外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进入中国的意愿，那些缺少全球社会责任感的外国企业面对中国开征的碳税，也不敢轻易进入中国市场，再继续利用中国的廉价能源，污染中国的河流、土地和天空，在为他们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要让中国人民和政府承担他们造成的污染和责任。

　　工业革命由欧洲人主导，它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金融革命由美国人主导，但它却造成了对全人类财富巨大的洗劫；而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治理，是西方发达国家剥夺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与生存的一种手段。

　　中国众多产业的产能已经过剩且能源使用效率低下，如果不主动通过碳税调整进行产业转型，我们的财富还会再次被洗劫。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的基础工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现在，中国不应等待，应主导这次全球的碳税革命。

　　产能过剩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缺少资源资产租金制度造成的。由于我国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风电的风场、水电的河道等资源没有实行租金制度，因此，谁无偿占有这些资源或谁可以廉价使用这些资源，谁就可以拥有暴利。于是，低效、高耗能、高排放、过剩的产业必然出现。

　　租金原本应归全体国民和后代子孙所有，但在缺少租金制度的情况下，一部分租金通过税收形式纳入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随后又支付出去。而相当大的一部分租金却以企业利润的形式进入了企业或利益集团的囊中，随后转为工资或福利被极少数国民获得。这样，不仅造成了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同时也造成了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和国有资产流失。

　　通过资源资产租金的征收，首先抬高了资源价值的门槛，低效利用资源将无利可图，同时低端产业的恶性竞争必将推动产业自发升级，过剩局面将因此被挤压或消散。

　　征收碳税是为了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因此应建立专门机构和制度，奖励那些在节能减排中获得自有专利技术并全面推广使用的企业，以及利用中国专利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使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或以股份形式投入科研机构的项目开发中，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并通过碳税调节消弭缺乏竞争力的过剩产业。

　　资源资产租金通常是针对不可再生资源征收的。谁使用谁付款，谁消耗谁补偿，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因此，当代人的消费应该对后代人有所交代。而租金正是对后代人进行补偿的一种现金形式，所以应由全国人大委派专门机构合理妥善地对其进行保值增值，并让国民知晓，接受国民审查，以及对渎职造成租金损失的追诉。

　　碳税和租金开征后，一定会增加产品成本，并会很快推升PPI，进而推升CPI，给弱势群体造成更大的生活压力。但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看，全球性货币超量发行已推高了全球各类产品的价格，进而增加了产成品的价格。当前，中国正面临输入性通胀。如果国内保持物价稳定，必然会推升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而会增加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风险与难度。再者，为应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自身也增发了相当数量的货币，与其被动地接受全球整体物价上涨，不如主动调税推升物价，防止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再被洗劫。因此，政府在开征碳税和资源租金后，应将因产品涨价、税基加大而增加的税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分配给弱势群体（包括离退休、伤残、孤寡和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等），真正体现党的执政爱民。

　　大禹治水，疏胜于堵。而今天，通过碳税和资源租金的手段治理产能过剩与节能减排，一定胜于行政命令或口号式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