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委员：应加强对持久性污染物危害的关注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连增”，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可以说，我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农产品长期供给不足的问题。但“十二连增”的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由于工业、农业生产等一系列人为活动的影响造成土壤负荷加大，部分区域土壤污染日益严重，致使粮食、蔬菜、水产、家禽、畜牧等必需品品质下降。

　　在刘昕委员提供的三份提案中，记者注意到，他主要关注了三个方面的污染：环境激素污染物、抗生素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

　　对环境激素污染物应引起高度关注

　　长期以来，农田耕地农用地膜、塑料大棚的广泛使用及废弃农用薄膜、垃圾袋泛滥成灾，在土壤、水体和大气等环境介质中迁移、转化，并在土壤、沉积物中累积，未经处理的城市和城镇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被直接排放进入江、河、湖泊和农田，城市地表和建筑物顶的雨水冲刷以及大气的干湿沉降等，成为城区湖泊塑化剂等环境激素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城区湖泊表层沉积物中及许多区域地下水、地表水中环境激素污染严重。

　　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将环境激素有机污染物纳入环境监测目标化合物检测范围，对于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保障国民生命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刘昕建议，要布局发展环保塑化剂产业链集群，优先做好环保塑化剂产业规划和项目引进，通过政府主导和政策倾斜，促进环保塑化剂产业链成长发展，使之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要求保持一致，从源头上遏制和降低环境激素污染。此外，还要多借鉴美国和欧盟等相关国家的做法。

　　抗生素污染物应列入环境监测范围

　　针对抗生素污染问题，刘昕认为，抗生素的滥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由于抗生素在医药、农业、畜牧、水产养殖业的盲目随意用药、交叉用药、长期过量使用和违法使用未经批准的抗生素等现象泛滥，造成了环境中耐药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严重污染。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物已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被抗生素污染的水环境类型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河流、地下水源，抗生素抗性基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土壤、饮用水、粪便、微生物、动物、植物和人之间相互传递，可导致土壤成为巨大的耐药基因库，将对环境微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

　　刘昕介绍，工业发达国家均采取严厉的手段限制使用抗生素，城市中污水处理率几乎达到100%，处理后的污水未达到标准严禁排放入水环境中。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污水处理率不足70%，大量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入江河。

　　刘昕建议，国家应尽快制订和完善相关检测方法，将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纳入环境监测目标化合物检测范围，对污水处理厂及自来水厂进行深度处理技术工艺改造。同时还要借鉴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或限制使用抗生素。

　　从源头上遏制重金属的排放是土壤污染治理的当务之急

　　在刘昕委员的第三份提案中，他重点关注了重金属污染的相关情况。

　　刘昕认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土壤有机污染物积累在加速，18亿亩的耕地质量正在加速下降，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差，潜伏滞留时间长，可经水、植物等介质最终影响人类的健康。

　　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据调查，大气沉降中镉的含量高达0.4-25克/公顷/年，结合国家环保局20多年来发布的土壤污染状况重金属含量数据分析，镉、砷、汞尤其是镉，是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镉的大量排放的结果。镉的生物毒性显著，通过食物链进入体内的镉1/3蓄积在肾脏，1/4在肝脏，肾脏中镉的半衰期长达17-38年。

　　土壤重金属污染以及治理已经成为科学界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要控制和改善土壤重金属污染，早日实现粮食安全，当务之急在于污染源控制，污染源控制是比土壤修复本身更为紧迫的事情。

　　对此，刘昕委员建议，建议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实施，使得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为土壤环境保护执法提供政策保障。还要建立完善的土壤环境质量及其污染治理技术标准体系，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技术规程。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当务之急在于控制污染源，从源头上遏制和降低重金属的排放，同时加速制定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场地判别、土壤环境监测方法等基准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