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项目博弈背后的学术资本炼金术

　　■由于中国科技体制的特殊架构，我们除了拥有世界科学界面临的共性问题，还有基于中国科技体制的特色性问题，而且这些特色性问题正在演变为中国科技界的毒瘤。因此，剖析中国科技界在项目博弈背后隐含的学术资本炼金术，就是当下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人们最为常见的，也屡遭学界与公众诟病的科研项目向行政官员倾斜的现象，就是资本炼金术在当代学术场域内发生变异的典型案例。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一刻也离不开经费的支持，世界各国概莫能外。而维持科学运转的经费来源都是以各种项目形式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目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血液。因此，对于项目的设立程序以及最终评定的关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一旦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就相当于科学研究进程以及科学建制得了各种难以治愈的血液病，而众所周知，各类血液病对于人的健康来讲都是棘手甚至是致命的。同理，一旦项目设立与评审过程中出现习惯性扭曲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进程也将处于病态，如果不能及时治愈，极有可能让科学事业出现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危及科学系统有序运行的风险。

　　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规范科研项目的评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自大科学时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形成一套比较规范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虽然不能完全杜绝项目评审中存在的各类违规问题，但最大程度上避免内外因素在评审中对科学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可能的。然而，由于项目背后隐含的巨大现实利益，企图越过已有规范的栅栏的潜在冲动与诱惑时刻存在，新的违规问题总是以各种日益隐蔽的技术配以巧妙的形式屡屡上演，因此，治理项目评审的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由于中国科技体制的特殊架构，我们除了拥有世界科学界面临的共性问题，还有基于中国科技体制的特色性问题，而且这些特色性问题正在演变为中国科技界的毒瘤。因此，剖析中国科技界在项目博弈背后隐含的学术资本炼金术，就是当下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所谓学术资本炼金术，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1930～2003年)提出的一个形象化的说法，粗略来说，意指各种资本交织在一起，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域发生相互作用，最后导致事物的发展进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过程就如同古代的炼金术，希望通过把各种低价值元素混合在一起，经过化学变化，最后炼成黄金等贵重金属的行为。在科学场域内，通过对项目评审博弈过程的细致分析与挖掘，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些新时代的学术资本炼金术现象，也正是这种炼金术，导致当下的科技资源分配领域存在诸多很难处理的问题。如人们最为常见的，也屡遭学界与公众诟病的科研项目向行政官员倾斜现象，就是资本炼金术在当代学术场域内发生变异的典型案例。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把学术资本炼金术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梳理清楚，这也是未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切入点。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资本形式，分别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三种资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如下形式表征出来：政治资本对应着权力，经济资本对应着金钱，文化资本对应着学术头衔与声誉。这三种资本在社会场域中可以发生交换，由于三种资本的形成条件不同，三种资本在社会场域中的交换是按照不同的兑换率进行的;换言之，三种资本的市场价值是不同的。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以及制度架构，在中国的社会场域内，三种资本按照兑换率大小的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特定架构下，三种资本收益率的表现形式分别是，权力大于经济，经济大于文化符号。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文化资本在学术场域中具有最低的价值排序。民间所谓的十年寒窗，指涉了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形成缓慢，投资回收期比较漫长。即便形成，文化资本的变现能力也比较弱，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在社会场域中的兑换率较低。比如，你通过多年的努力学得一种技术，可是要把这种技术顺利转换成经济利益的难度就比较大，需要一些特定条件来辅助完成，否则根本无法变现。相比而言，经济资本，其本身就可能是金钱的代表，或者是某种资产，变现的灵活性就比文化资本高出许多。在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权力的变现能力是最强的，所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它的兑换率也是最高的。比如，一个退休高官可以轻易到一所高校谋得一个教职，甚至一个企业家也可以做到;反过来，一个退休的教授可以到政府部门谋一个官职吗?显然几乎不可能。正是因为三种资本的不同特点，一些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总是预先设置各种措施来阻止三种资本在社会场域中的私下交易，并对三种资本分而治之，如果发现三者之间有非正常的密切勾连，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它破坏了整个社会维系有序的根基——公平。这些预防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设租、寻租以及换票等行为。

　　回到科学场域，由于中国的科技体制在制度设置上存在一些先天弊端，无法对三种资本进行有效地切割与拦截，导致在项目的评审博弈中，参与者是靠混合资本取胜，而非完全靠学术资本取胜，这才是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根本性缺陷。换言之，公平的项目博弈应该是对参与者就同一类型的学术资本进行比较，而非混合资本的比较。遗憾的是，我国的中标项目大多是采用各类资本的综合得分，而综合得分高者，并不一定意味着参与者学术资本存量高(成果、声誉、能力、承认等)，而是由于中标者在博弈中掺杂了比学术资本具有更高市场兑换率的其他类型资本。由此，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何拥有行政职务的人更容易在项目博弈中取胜了;同时，也解释了为何高校中众多博士不论内心是否真的喜欢与擅长行政事务都会去竞聘一个副处级职位的原因了。但是，通过这种混合资本优势评审胜出的项目并不是最优秀的，这也就是我国这些年来实施了众多大项目而收效甚微的深层原因之一。这里需要对权力资本在项目博弈中的作用机制给出简单的分析，权力资本在现实中主要是通过支配的方式实现的，通过其具有的对人、财、物等资源的垄断性支配能力，完成权力的再生产，即人财物的交易与兑换。同时，权力还可以通过否定性的力量，在资本市场上以出售或者赎回否定权来实现支配的运作。这也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谓的：权力是生产性的，即生产自身又再生产权力关系的深意所在。由于权力的这种潜在作用机制，我们在项目博弈的舞台上见惯了各类行政权力对于项目的侵吞与占有，比如那些所谓的重大项目，中标者大多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这个比例的高低就如同生活中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一样(CPI)，一旦科学场域内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大行其道，真正的学术资本面临贬值的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再比如国家教学名师奖，本是用于鼓励教师上好课而设立的奖项，而实际情况却是获奖者大多是远离讲台的行政领导，这些事例充分证明了项目博弈背后存在复杂的学术资本炼金术。

　　这种项目博弈背后涌动的学术资本炼金术，对科技发展造成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由于项目博弈中非学术资本的广泛参与，导致博弈的胜出者可能并不是学术水平最优秀的，从宏观上延误了科学的发展进程。其次，这种暗潮涌动的学术资本炼金术，导致科技资源配置的非最优化。在微观层面，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抑制了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第三，由于没有对各类资本从制度层面进行严格的切割与阻拦，导致科技界人为制造马太效应，败坏了学术界的纯正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大学与科研院所流行的那些所谓的双肩挑人才，甚至全能型人才，恰恰是当下资本炼金术的最大玩家，也是对其肩负职责的最大反讽，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谁也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