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杨振宁百岁华诞，葛墨林院士讲述杨振宁与南开故事

今年10月1日，正逢杨振宁先生100周岁寿辰。近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葛墨林先生口述并审定，我校文学院副教授金鑫整理的口述史《我知道的杨振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葛墨林院士在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杨振宁先生，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随杨振宁先生开展研究。后来在杨振宁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葛墨林院士在陈省身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数学所参与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并在杨振宁先生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期作为兼职教授短期参与教研工作。葛墨林院士与杨振宁先生合作了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本书中，葛墨林院士以真挚动人的感情，回忆了杨振宁先生在开展物理学研究、支持祖国教育科技发展、维护祖国名誉尊严、关心提携后辈学人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全书共十章，很多内容和照片都是首次发布。

　　我们摘编了该书的部分章节，分为上下两期发布，与大家共读这部著作，从葛墨林院士的讲述中，感受杨振宁先生的大师风范与家国情怀。图片均选自《我知道的杨振宁》一书。

　　 三 杨振宁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从1977年到现在，我结识杨先生，与杨先生共事、交往已经超过40年。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我逐步形成了一些对杨先生的认识。作为得到杨先生很多帮助和提携的晚辈，作为得到杨先生颇多点拨指导的非正式学生，我对他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他做人和做物理两个方面。

在石溪与杨振宁先生在办公室合影

　　杨先生的为人，凡是与他接触过、共过事的人都会由衷地竖大拇指。杨先生最让我钦佩和感动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爱国，友善、乐于助人，有原则、敢讲真话。

　　杨先生不止一次和我们讲，他们那代人的经历决定了他们必然怀有一颗爱国心，捍卫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为祖国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更是自然而然的事。

　　杨先生是非常重视祖国尊严的，每当海外出现反华浪潮，或者出现对祖国不利的说法、做法，他就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用实际行动捍卫祖国荣誉。

在美国南加州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虽然多数人无法真正理解杨先生取得的成果，但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在物理学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在石溪期间遇到的很多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权威科学家都表示过，因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要第二次提名杨先生诺贝尔物理学奖。

　　事实上，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后来共启发了七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包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格拉肖（Sheldon Glashow）、萨拉姆（Abdus Salam）、格罗斯、维尔切克、韦尔特曼和特霍夫特。同时，杨-米尔斯理论还推动了数学方面的发展。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阿蒂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兴趣转向规范场理论，着力研究瞬子和磁单极子的数学性质，在数学方面做出了很优秀的工作；苏联的德林菲尔德因为通过杨-巴克斯特方程引进Yangian和量子代数，获得了菲尔兹奖。此外，杨-米尔斯理论的发展对于研究基本粒子高能物理理论也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它与数学结合，尤其是与陈省身先生的整体微分几何结合，对数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杨振宁先生致信阿蒂亚，沟通访问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事宜

　　为祖国科技发展做事，前面已经讲了非常多了。概括起来，就是杨先生一直积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科技交流，想方设法为中国学者创造更多机会去看世界，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上优秀的科学家了解高速发展的中国，愿意走进中国，与中国合作。

　　杨先生物理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界的对称性。杨先生的物理研究理念，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一直强调，做研究要在物理自身发展的推动下进行，物理走到这一步，那么就非做这个不可，非这么做不可，而不是自己想当然地去做。物理发展推动着你去做就不会错，自己想当然就很容易出问题。这样的学术理念要求杨先生对物理乃至数学领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也造就了杨先生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研究功底，我认为这是杨先生取得成功的重要根基。

　　在治学方法上，杨先生强调物理研究有一个探索过程。在治学态度上，杨先生强调“宁拙毋巧，宁朴毋华”。他常和我们说，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取巧，笨一点不要紧，老老实实地弄熟了，才能谈到巧。要朴实的东西，不要表面的东西。基于这种态度，杨先生对写文章也是非常审慎的。他很推崇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说写文章要慎重，因为文章会流传很久，要怀着热情认认真真地钻研一个问题，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再把它写成文章。有一次杨先生和范曾、莫言两位先生在北大进行对谈，杨先生当时就提到“真情妙悟铸文章”乃科研之真谛。在南开数学所一楼前厅，有一幅范曾先生的作品，画上是陈省身、杨振宁两位先生在讨论问题，画的左上角有题诗，最后一句就是“真情妙悟铸文章”。

杨振宁先生题字“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四 杨振宁先生与中国科技

　　在杨先生百岁寿辰到来之际，我写这样一本书，一方面是表达对杨先生的感谢和敬意，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记录下杨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

　　杨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多，即为中国学者建立一个国际交流基金，建立两个高水平的研究机构，担任三项重要科技奖项的评审，多次为中国科技尤其是中国物理指出发展方向。

　　1979年，杨先生通过在美国华人圈和中国香港筹款，创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CEEC），用于资助中国学者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据统计，该基金共资助80多位中国学者到美国交流工作，涵盖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这些人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到海外交流的科研人员，不仅接触到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将这些技术带回国，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们中很多人都当选了院士，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杨振宁先生在南开大学参加理论物理研究室学术会议

　　这个“一”，不仅是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这一项教育交流基金，更是一座中国与世界进行科技交流的桥梁，还是一个奔波于世界各地为基金筹款、为中国宣传的疲惫的身影。

  在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向杨振宁先生汇报理论物理研究室工作

　　“二”，指杨先生在南开、清华两校创建的研究室和研究中心，是杨先生支持中国科技发展最直观最显形的成绩，但其中凝聚的心血却是无形的，是无法用数字计量的。

　　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在内地捐赠设立了三个重要的科技奖项。第一个是李嘉诚先生捐赠设立的用于奖励优秀青年学者的奖励计划；第二个是何梁何利设立的用于奖励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简称“何梁奖”）；第三个是査济民先生及其家族设立的用于奖励内地从事基础研究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三项科研奖励基金不约而同地邀请杨先生担任终评评审，这一方面因为杨先生在科技界的声望高，能够让大家信服，另一方面也因为杨先生工作认真细致，对评审工作一丝不苟，真正做到客观、公正。

　　“三”，指杨先生担任三项重要科技奖励的评审，而他的认真、投入也让三项奖励切实发挥了作用，奖励培育出的拔尖科技人才数倍数十倍于三，这些人才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更是无法用数字统计。

　　“多”，指杨先生多次为中国科技尤其是物理学发展提出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基于杨先生对世界物理发展和科技进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这种贡献是他特有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前文提到，1981年我从石溪回国前曾请教杨先生回国后做哪方面事情，他提出要重视自由电子激光。1984年他建议注意液晶理论的研究，1987年建议关注量子反散射方法的代数表示。1993年让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举办一次量子力学新进展讨论会，到1996年已有超过20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大家越来越重视，南开也就不再组织会议了。1994年建议重点发展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研究，后来还建议中国造软X射线波长段的自由电子激光，以研究蛋白的结构……这些建议后来被证明都是非常正确的。

　　1995年，杨先生在石溪接受《科技日报》驻联合国记者刘亚东的专访时提出，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个世纪以高技术较量为核心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高技术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所在。中国要想在高技术商品竞争中赶超发达国家，就迫切需要一大批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他认为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只有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科学技术才能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这再一次体现了杨先生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杨振宁先生与刘亚东交流

　　一座中国科技与世界交流的桥梁，两个与世界接轨的科研机构，三个选拔人才、培育人才的奖项，多次为中国科技指出方向……杨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看似容易概括，实则是说不尽的。时至今日，杨先生以百岁高龄仍在继续为科技事业做着贡献。

　　最后，作为一名物理工作者，我斗胆简明扼要地列出对杨先生治学思想的十点体会，不一定全面，但都来自切身感受。

　　第一，由物理推动去做研究，而不是凭想象；

　　第二，做学问要“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第三，“三P”：perception（洞察力）、persistence（坚持力）、power（强有力）；

　　第四，坚持深入一个领域，同时关注有生命力的有关旁支（“岗位”），时机成熟迅速转入新领域；

　　第五，物理与数学要密切结合，相互促进；

　　第六，21世纪的物理比过去多了微观理论和新的测量，要注意物理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也许新的突破就在我们现在不注意的分支产生；

　　第七，物理本无“四大力学”，它是为了教学方便而划分的，实际的物理全是结合起来的；

　　第八，物理是猜测和实验的学问；

　　第九，对称性支配自然，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简洁而漂亮；

　　第十，互作用通过规范场传递。

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综合整理，特别感谢葛墨林院士的悉心指导与金鑫老师、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