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正成为国家发展的“科技引擎”

　　近年来，在我国各地高校，越来越多的科技项目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科技支撑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全局部署下，高校积极发挥蕴藏着的巨大人力资源潜力和科技创新基地的作用，助推社会经济发展。

　　企业的主动性更强了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研究院有个活动室，以往每到中午，都会有十几个人在里面打乒乓球。

　　“将近半年没看到这种情形了。”冶金工程研究院院长唐荻很感慨，半年来，研究院的办公室空空荡荡，100多名工作人员经常来的只有二十几人。

　　“剩下80%的人都在外面做项目，五六个月泡在现场是常有的事情。”唐荻说，“2005年研究院成立以来，这半年是我们最忙的半年。”

　　去年全球暴发金融危机以后，钢铁行业遭遇重创。与钢铁行业密切相关的北京科技大学也受到影响。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徐金梧说，面临新挑战最明显的是科研项目，原来的大项目，例如新企业的工程转化等，明显减少了。

　　徐金梧走访了不少钢铁企业，了解钢铁企业的需求。他对企业说，东北有句俗话叫“猫冬”，现在正逢钢铁企业的严冬，你们不能“猫冬”闲着，必须重新调整战略定位，研究新技术如何应用到企业，为开春做准备。

　　企业也有同样的感觉：对前沿技术的需求比以前更迫切了。

　　一名从业多年的资深人员说，过去一说起钢铁企业，有个形象的比喻——“印钞机”：1吨钢纯赚1000元，两分钟生产40吨钢，就是4万元。钢铁企业在销售形势好的时候，忙着搞生产，相对忽视了新品种的研究。现在大形势不好，竞争激烈，低附加值的产品难以有市场。企业也意识到没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就难有立足之地。

　　几年前，唐荻找到一家钢铁企业谈科研合作，费了不少口舌，企业破例给了一个200万元的“大单”。半年后，产品研制成功。第二年，这家企业年产一半以上的产品都是这个新品种，当年产量五六十万吨，1吨纯赚1000多元。尝到甜头的企业第二年毫不犹豫地给了200万元，支持研究新品种。

　　今年春节后到现在，找到唐荻谈科技项目合作的企业就有七八家，两三个月签了六七百万元的项目，而以往，六七百万元是一年的项目经费总和。

　　“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过去谈科研项目是学校主动，现在，换成企业更主动了。”唐荻说。

　　高校帮助企业提高竞争生存能力

　　受金融危机冲击，广东、浙江等地的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很大。“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下，中小企业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技术创新。”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李光宪说。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四川大学组织了近20批共100人次专家赴浙江宁波、江苏苏州、常州、广东汕头、福建南平等地召开“四川大学专场技术洽谈会”。其中，“2008粤东(汕头)高分子材料及其加工装备产业产学研结合活动”至今还为汕头企业津津乐道。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教授向明与汕头市达诚机械有限公司在片裁机方面开始展开长期合作，通过改造工艺、技术，采取整套输出，工艺连设备一起“打包”，极大提高了设备附加值，使其从一家年产值不过百万元的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跃成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省级高新科技企业，年产值近亿元。

　　在洽谈会上，川大组织了26位在高分子材料及其加工装备领域的专家参会。这些专家被汕头180多家企业的亲切地称为“技术救星”。

　　长期以来，徐金梧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钢铁企业最核心技术应该掌握在什么人手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创新的源头在高校。所以，高校应该引领行业创业。”他说。

　　2005年，首钢总公司与北科大组建“首钢总公司——北京科技大学汽车用钢联合研发中心”。首钢把与汽车用钢有关的项目全部交给这个中心，首钢与北科大互派工作人员，不分彼此，在研发阶段，大家都泡在学校，到试验阶段，全都跑到首钢。

　　唐荻说，1982年到1992年自己一直在做汽车用钢，可10年的研究没有这1年研究出的东西多，单是第一年的合作就出了48份报告。去年年底，首钢的汽车板进入10个汽车生产企业，月产数千吨。而同样的产品，国内另一家大钢铁公司用了10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个进度。

　　“战胜金融危机最本质的还是要支持企业创新。支持产业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说，在这个特殊阶段，清华大学也会利用承担大量国家研究课题的特殊条件，吸纳一些毕业生参加老师的科研课题，也可以有效缓解部分就业压力。

　　清华大学在2008~2009学年度第7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了“项目研究人员管理办法”。这个办法为高校吸纳毕业生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制度保障。

　　高校是支撑产业结构调整蓄水池

　　今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是加速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力度。一个具体措施是在2009年财政预算中，美国“下一代核电厂计划”的预算支持资金由3000万美元一下子增至1.8亿美元。

　　在中国，这个“下一代核电厂”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高温气冷堆核电厂。上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前任校长王大中在西德做访问学者，他提出了双区球床堆的新概念——环形堆芯模块式高温气冷堆。联邦德国的报纸这样评价王大中的研究成果：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奇迹。

　　1982年，王大中把这个项目带回中国。但是，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得国际核能的发展停滞不前。中国人要在国际核能的“冬天”开展高温气冷堆的研究，就意味着所有工作都要自立更生，自行探索。

　　高温气冷堆没有完整、成熟的技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各种争论。但是清华没有放弃，作出继续发展的决定。事实证明这一选择的正确。1992年，国家批准清华大学核研院建造一座热功率为10兆瓦的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2000年12月,实验堆建成。2003年1月,完成72小时满功率并网发电，其后完成一系列运行试验和安全试验。该反应堆成为世界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实验堆。2006年，国家制定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清华成为“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的牵头负责单位。

　　“这一次，我们走在美国人前面。”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总设计师、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张作义说。

　　康克军说：“高校要争当国家自主创新的排头兵，不但要瞄准学术前沿，开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也要围绕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直接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

　　上海交通大学最近有一系列大“动作”：为了响应国家的海洋开发战略，学校积极筹建海洋工程国家实验室，面向未来纳米科学和微制造技术的发展成立了微纳科学技术研究院。同时，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建设“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和“信息安全内容”两个国家实验室，成立中美物流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所有这一切，都将使高校发挥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蓄水池作用，为国家的后续发展积蓄更坚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