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科学成果与社会理性

　　中国的探月飞行和世界的诺贝尔奖凑在一起，使我们在本周更多地接触到科学的信息。但是，大众传媒帮助人们接近这些伟大科学成果的方法，仍然是大量诉诸生活经验的修辞，而不是超越于生活经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

　　比如，探月飞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引力”——地球的和月球的，实际上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万有引力”，它也是最频繁地出现于探月的新闻报道中的概念。但是，对于“引力”这个现代物理学和航天科学的基本概念，却少有新闻报道给予解释。而没有对这个基本概念的科学理解，一切报道语汇，都不能真正把我们带离地面，升入空中。

　　因此，一方面，大众媒体的报道把嫦娥二号的近月制动比喻为“踩刹车”，把嫦娥一号采用的调相发射轨道方式比喻为“走步梯”，把嫦娥二号比作坐“电梯”，力图降低人们接受的门槛；但另一方面，由于疏于对相关基本科学知识的介绍，实际上仍是一种“高语境”的作品，即它假定人们已经普遍了解包括“引力”在内的科学概念，以至消息中出现的“有效载荷”也不做解释。修辞作为一种语言手段，它诉诸我们熟悉的生活经验，却并不能使我们更接近科学。

　　当然，即使是参与“嫦娥”工程的科学家们的工作语汇，也难免修辞，比如火箭发射的“窗口”、 “环月轨道”、“月球逃逸速度”，以及“卫星被月球引力捕获”。也许，没有这些与生活语言相近的工作语汇，这个科学群体自己都难以相互沟通。但是，科学的报道应该告诉人们，此“窗口”并非彼窗口，此“轨道”也并非彼轨道。这两个修辞化了的科研语汇，其实都反映了包括引力定律在内的复杂条件和自然规律对于伟大的人类行为——科学探索的严格约束，尽管在人们的想象和修辞中，太空一直是可以“自由翱翔”的。

　　我觉得，媒体的科学报道应当借助伟大科学成果的机会使人们突破自己的原有经验，而不是为了降低接受的门槛而固化人们原有的经验。因为，突破日常生活经验，有机会接近一种更为严格的操作条件和更为严谨的思维，是整个社会接近理性的一个机会。因为正是科学，“把我们导向独立于个体思维者的分类和体系，导向不允许个人幻想的关联和定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科学家卡尔·皮尔逊在一个世纪前出版的《科学的规范》中认为，近代科学“特别适宜于健全公民的教育”。

　　本周，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陆续揭晓。获得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根岸荣一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这一课题所获成果可应用于不少领域，或可用于创制新药物，但“我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这句“不知道”，特别令人感慨：它一方面反映了科学家坦诚、谦逊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的科学事业是在专业分工之中的积累和接续。一项科学发现的应用，已经是发现者分工之外的事情了。根岸荣一的那句话也使我想起，航天科学的一位元老、钱学森和钱伟长的老师、德国火箭科学家冯·卡门，即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展望未来”，也曾说过：“老实说，展望飞行速度达到光速的火箭，实非我力所能及。”

　　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也许更有一点传奇色彩。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位获奖者在一张涂满铅笔笔迹的纸上用透明胶带粘来粘去，最终获得了史上最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位科学家把科学研究视为“游戏”的态度，《科技日报》的报道称他们为“寓科研于娱乐的人”。这使我想起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费曼的话：“我是在玩，实际上在工作。”专注、轻松、开放和心无杂念的游戏态度，恰恰与许多中国科研工作者在体制的重赏和重压之下心事重重的功利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

　　由于现代科学研究高度的专业化，我们大多数人也许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伟大科学成果。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从中收获国家的荣誉感或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我们至少应当从那些因为伟大成果而被“照亮”了的科学人群体的严谨、谦逊、开放、合作和遵从自然规律的品格中，体会到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

　　这正是科学可以给社会的另一种贡献，即皮尔逊在上个世纪之初的一个判断：“通过大量灌输科学的心智习惯而鼓励科学和传播科学知识，将导致效率更高的公民，从而导致已经增进的社会稳定性。”而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对人类事物的影响的“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

　　昨天（10月9日），嫦娥二号进行了第三次近月制动，以确保卫星顺利进入高度为100公里环月圆轨道。在我们的卫星更接近月球的时候，愿我们的社会更接近理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