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九年六提转基因透露了什么信号？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近九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中第六次提到转基因技术。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专家认为，九年六次提转基因技术传递的正是中央持续鼓励转基因科研，探索其商业化道路的信号。

　　技术研究：支持科学家抢占前沿技术制高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3日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读。他表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支持科学家抢占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

　　韩俊说，中国在转基因领域起步较早，虽总体上跟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有明显差距，但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等领域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地少，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越来越强，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能够落伍，这一点是明确的。

　　韩俊表示，我国现在已经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和木瓜，同时，批准进口了一些国外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棉花和玉米。去年我国进口的大豆超过7100万吨，大部分是转基因的大豆。

　　“新华视点”记者查阅近九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现，其中有六年提到了“转基因”。2007年首提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2008年强调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09年和2010年提出要加快推进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培育新品种产业化；2012年则强调进一步实施重大专项，提出了“分子育种”这一与转基因相近的说法。

　　陈锡文表示，中央一号文件6次提到转基因，足以说明作为前沿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该在这方面落后，国家应该继续支持科学技术界继续研究。同时，他说，2011年和2013年没有提到转基因，并不代表我国的转基因科研进程因舆论压力和“反转呼声”中断。

　　事实上，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被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断超越。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前所长、研究员黄大昉介绍，1997年至2001年，我国大力推广转基因抗虫棉花，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四，在之后的2003年、2006年，我国转基因作物面积先后被巴西和印度超越。截至2014年，我国转基因作物仍限于棉花和少量番木瓜，总面积约390万公顷，与南美巴拉圭种植面积相当，并列世界第六。

　　在一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人员看来，与日俱增的“反转”呼声确实对转基因科研产生了影响。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公开表示，2013年，中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4亿元，高峰期曾有20亿元。

　　对于转基因专项经费的大幅削减，上海市农科院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副研究员叶水烽深有体会。他说，中心参与华中农大抗虫水稻的课题，经费只有400万元，还是几个单位联合申报才批下来的，现在中心自己做的课题已经没有转基因专项经费支持了。

　　但转基因技术能大幅提高农业效益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价值高达157亿美元。中国700多万小农户继续受益于转基因作物，中国农民自1996年引入转基因技术以来获益162亿美元。

　　“国家提出加强转基因技术研究恰逢其时，也坚定了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叶水烽说，近年来，国内转基因领域已经很少有重大科研突破，如果我们的技术停滞不前，就会受制于别国，对于我国种业、粮食等方面的战略安全是很不利的。

　　安全管理：违规违法成本低 审批流程冗长

　　从湖南曝出“黄金大米”事件，到中储粮“转基因油入库”风波，再到海南传出转基因作物违规种植……近年来，转基因违规事件屡屡曝光，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防线是否失守？

　　事实上，我国对转基因科学研究试验以及生产上有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和审批流程。2001年起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是目前转基因科研以及商业领域必须遵守的准则。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出现转基因管理“乱象”的原因是违规违法成本低、监管力量薄弱、审批流程冗长三大问题的集中爆发。

　　在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发生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事件后，海南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吴琼泽感叹，按照目前有关法规规定，对于违法违规开展南繁转基因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仅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震慑实在太小。

　　专家表示，由于转基因作物和加工品难以肉眼识别，不少企业和个人借此非法牟利。河北秦皇岛一家粮油外企的左姓销售人员向记者透露，一些酱油生产厂商上门收购转基因豆粕，为的是降低生产成本。

　　对于违规行为的监管，海南省陵水县农业执法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以转基因育种为例，由于试验材料数量巨大且调运频繁，而执法队伍人手不足，抽样覆盖面小，难以满足全面监管需求，无法形成常态化监管。同时，管理体制上也存在一些无法理顺的难题。

　　审批流程过于繁琐也成为一些科研单位从事转基因违规行为的动因。叶水烽透露，国家对转基因试验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审查，但审批每年只有两次，材料报上去一般要两个月才有结果。如果审批不及时，导致试验跟不上季节，很可能影响试验结果。“有的单位怕审批时间长，就提前开展试验，这就是违规的了。”

　　黄大昉表示，我国转基因品种安全审定的程序太长、过严。一些品种拿到了安全证书，但品种审定一直没有完成，这不是因为安全问题而是管理程序问题。“不加快突破管理上的瓶颈，发展很难在短期实现。”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郭安平说，筑牢转基因生物安全屏障需要在安全管理上有所突破，一方面要加强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建设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层面的立法和行政审批改革，对于重大试验项目应确保优先受理审批，提高行政效率。

　　科学普及：理性讨论 完善标识给公众选择权

　　“转基因玉米导致老鼠灭绝”“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致不孕不育”……随着一个个传言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传播，转基因逐步被“妖魔化”。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究竟有无偏差？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坦言，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很大层面上是科学普及不到位造成的。专家无法说服公众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是安全的，“反转人士”也暂时无法找出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有害，双方不断僵持。

　　有专家认为，公众对转基因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转基因技术和食品安全的界限。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但是，有个别企业为推销产品，利用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恐惧”心理，把转基因的争论与食品安全关联，助长了对转基因技术的“妖魔化”。

　　近日，农业部下发通知，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做加工原料、未批准在国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禁止使用非转基因广告词。对于上述情况，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曾表示：“像花生油这种国内并无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作物加工产品，打上非转基因标识，在误导消费者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恶性竞争。”

　　加强科普的有效性，还需在舆论导向、思想认识层面形成公开、开放式讨论的氛围。农业政策专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程同顺等人士认为，应该在全社会展开转基因知识的普及和讨论，使群众对转基因农产品有所认识和辨别，“要公开化，多讨论，科学家不能替老百姓做决定，讨论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同时，专家还呼吁国家规范并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张翔认为，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和销售要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尊重消费者选择权的基础上，杜绝“打擦边球“、对转基因事实语焉不详的情况发生。

　　韩俊表示，中国已经建立了跟国际接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技术规程体系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这套体系覆盖了转基因从研究、实验、生产、加工、进口许可到产品标识的各个环节。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肯定要依法给予严厉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