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30年的光辉与困局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式开启。30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向前推进，也面临着难愈的痼疾。

　　从1985年至今，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已迈过了30个年头。

　　3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启；30年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一揽子改革计划，将科技体制改革推向深水区。

　　“创新实力在快速提升，体制改革也亟待深化。”1月31日，在“科技体制改革：30年后的回望”纪念座谈会暨学术报告会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表示，如今发展方式的转变对科技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踪模仿”向在开放环境中“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实现从“跟着走”向“领着走”的转变，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科技体制改革30年来的成果应当予以肯定，但当下仍存在很多未解之困。

　　栉风沐雨30年

　　对于老一辈科技体制改革推动者而言，上世纪80年代初，激动人心。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确实是国家一次大的转折，也是一次新的解放。”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岱年说。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很快就成立了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小组，有20多个单位参与其中。”改革参与者、已77岁高龄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明廷华回忆。

　　1985年3月13日，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方新说。

　　方新介绍，从1985年至今的30年里，科技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2年。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政策走向是“堵死一头，网开一面”，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放技术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8年。“这时，改革的指导思想开始调整，不光是‘面向’‘依靠’，还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政策走向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各级政府增加了对科技活动的财政投入，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推进研究所的制度改革，鼓励各科研机构变为企业，与企业结合，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等。”方新说。

　　第三个阶段从1998年至今，以“科教兴国”为指导思想，政策走向包括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科研机构改革与转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大力推进成果转化、改革成果奖励制度。

　　成效值得肯定

　　30年的改革成效，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

　　“科技体制改革，在国家的政策改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决定应该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意义，明廷华如是评价。

　　他认为，科技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肯定。不仅如此，改革对科技人才的创造力、积极性的调动，相比过去有一定的成效，科研人员有了更高的流动性和自由度。

　　“总体来讲，现在看科技体制改革成就很大。”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伟表示，改革中的很多指标是“硬碰硬”的，回过头来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远影响首先体现在标准的统一上，第二在于对科技人员权利和价值的尊重。

　　“从技术方面讲，2014年我们的发明ZL是92.8万件，排在世界第一，超越了美国和日本。”明廷华表示，尽管不能将这一指标评估得太高，但它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而这些都得益于30年的改革历程。

　　痼疾依旧难愈

　　30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成绩，但“还有很多问题依旧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惠国说。

　　最典型的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最初，科技体制改革明确了要给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压力和活力，改变过去科研机构和企业相脱离的情况。但到现在为止，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李惠国说。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表示，实际工作总把科学、技术、创新三者搅在一起。他建议，应当各归本位、各司其职，让科学的回归科学，以科学家为主体；让技术的回归技术，以发明家为主体；让创新的回归创新，以企业家为主体。

　　不仅如此，科研经费管理仍待完善，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我国科研投入排在世界第一，我们为什么少有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科技成果或科技人才？其中有一条就是统筹协调差，资源利用分散。”明廷华说。

　　此外，科研氛围仍不尽如人意。李惠国表示，历经30年的改革，我国科技界还存在中青年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学术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的问题。“中青年压力太大，无法参与很多重要的工作，也不可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李惠国说。

　　“真理往往在一开始会被大多数人反对，反对就要斗争，斗争后才可以慢慢成为共识，但现在中国不能为新理论的提出创造土壤，也就谈不上创新。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什么创新都是白搭。”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