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变异”：降耗冲动下的错杀式淘汰

　　距离“十一五”收官还有40天，节能减排开始进入冲刺阶段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全国30个省市前三季度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其中辽宁等5个省市节能降耗预警等级为一级，江苏等5个省市为二级，其它20省市处于三级预警。

　　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预警等级定义，一级预警为节能形势严峻，须及时、有序、有力启动预警调控方案；二级预警为节能形势比较严峻，须适时启动预警调控方案；三级预警为节能进展基本顺利，须密切关注能耗强度变化趋势。

　　按照统计报告，1/3的省市节能形势仍很严峻。而当节能减排直接挂钩“一票否决”后，各地对节能降耗的重视毋庸置疑，在这种形势下，限产、拉闸限电、柴油机发电等针对性举措层出不穷。这样的节能减排，对居民生活，对企业生产，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降耗“冲动”

　　当节能降耗演变成“节能降电”后，激进、冲动的降耗手段频繁上演

　　11月12日，孙广才又到门口的小商店里买了100根蜡烛，当拉闸限电让电灯成为摆设后，这些蜡烛是他未来一个月的主要照明工具。

　　孙广才是安徽滁州市全椒县的一个普通居民。半个多月前，全椒县委书记、县长语重心长地给全县人民写了封公开信，希望“广大居民和社会各界”支持限电。10月28日，该县出台控电方案，“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电，实行分时供电，供电时段为：6:00~8:30；11:00~13:30；16:00~23:00。”

　　居民开始抢购蜡烛。进入21世纪就很少使用的蜡烛，又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不过，有更为“聪明”的选择。通知发出当日，全椒县的蜡烛和柴油发电机全面脱销，大量的中小企业则仰仗柴油机发电维持生产。

　　就在全椒县控电方案出台的同日，国家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绝不允许个别地区以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为名，采取拉闸限电影响群众生活的行为。

　　但朱宏任同时表示：工信部将坚定不移地推动和完成节能降耗，即“十一五”期间，全国万元GDP能耗标准较之“十五”末降低20%。

　　距离“十一五”收官仅余一个多月，“节能降耗”的任务日益紧迫，工信部的“坚定不移”也促使各地“下铁的决心、用铁的手腕、以铁的纪律”推动降耗，并将之与官员乌纱紧密挂钩。中央强令推行的节能降耗在地方渐渐变异成为“节能降电”。

　　指标式限电

　　今年6月的节能考核“新政”让电耗成为万元GDP考核的标杆，而这一“新政”直接推动的结果是：各地开始制定月度用电指标。这也是拉闸限电的主要动因。

　　11月12日，全椒县经委相关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了该县的用电账本：按照滁州市政府的用电指标，截至10月19日，全椒县全县用电超标355万度，到了10月27日，超标用电量增至388万度。

　　为完成上级政府的用电指标，全椒县只能将超标电量在随后的时间内分解均摊。10月28日，该县下发《控电方案》，要求自10月30日至11月10日，全县日用电量为66万度，而到11月10日，全县日均用电量调控目标为31.6万度。上述经委负责人表示，该县调控前的日均用电量接近100万度。

　　为了完成指标，全椒县开足马力拉闸，从10月20日开始，该县日实际用电量降到56万度，相当于平时的一半。

　　自10月中旬开始，按照县里的停电方案，县城每天停电11.5小时，而农村则每天停电13.5小时。

　　比全椒县拉闸力度更大的是与全椒接壤的明光县，该县城区每天上午11：30~12：30供电、下午17：00~19：30供电，而农村只在每晚18:00~20:00供电，其它时间一律停电。

　　“不停电怎么办？市里给出了全年的用电指标，我们只能层层分解。”明光县宣传部一位人士说。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住在农村，其孝敬父母的一些肉产品大都坏在断电的冰箱里了。

　　突如其来的考核“新政”让全国各地的节能降耗大户都倍感压力。按照最初的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山西省朔州市今年前3季度的万元GDP综合能耗同比下降了16.54％，但其万元GDP电耗却同比增长了3.65%。

　　根据用电指标，朔州市2010年全年用电量不得超过62.87亿度，月均用电量5.24亿度，而11、12两个月，该市的用电指标只留下7.4亿度，月均用电量仅剩3.7亿度。

　　“一方面要保GDP，另一方面要降低电耗，压力非常大。”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李祖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坦言。

　　尴尬的拉闸

　　今年下半年，位于杭州千岛湖边上的农夫山泉同样产品的两个工厂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对待——淳安县的工厂被要求限产停电，而位于建德市的工厂则被鼓励生产。

　　淳安县和建德市都属于杭州市管辖，前者系浙江为数不多的欠发达县市，其万元GDP能耗标准只有0.38吨标准煤，远低于2009年年底全国1.027和浙江省0.74吨标准煤的能耗标准，这一能耗标准甚至低于日本的能耗。

　　除了农夫山泉和千岛湖啤酒公司，整个淳安县几乎没有任何大型工业企业，即便如此，淳安县仍旧需要完成浙江省制定的节能降耗和用电指标。

　　和淳安不同，建德市集中了大量化纤等高耗能企业，该市不但在拉闸名单中放过了农夫山泉工厂，还鼓励该工厂多生产。“（建德市）随便关停几个小钢厂、小水泥厂就能完成降耗指标。”杭州市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节能降耗对于耗能指标本来就低或欠发达地区更为严峻。

　　“我们能怎么限电？把酒店关了，让来千岛湖旅游的游客都住帐篷？”淳安县经贸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农夫山泉是淳安县最大的用电企业，调控农夫山泉的用电量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也不忍心，农夫山泉的能耗可能只有0.1吨标准煤。”

　　“让淳安完成20%的（节能降耗）政策性指标？这不可能！”杭州市经贸委副主任徐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综合杭州市整体节能降耗的情况，杭州市并没有强令淳安县必须完成20%的政策性指标，在与省里一番讨价还价后，整个“十一五”期间淳安县的降耗指标定为12%。

　　而在上述淳安县经贸局负责人看来，12%的指标也很难，“唯一能做的就是接着让农夫山泉停产。”

　　淳安的境遇迫使农夫山泉的负责人频频造访杭州市经贸委，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也需要平衡各地的意见，能耗低也不能不降电。”

　　实际上，农夫山泉在杭州的境遇扩大至全国范围更加明显，甚至一些地方淘汰的落后产能，在另一地区换个头衔继续上马。

　　“温州有20多家制革企业名列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但大量转移至山东、安徽等地的温州制革企业则根本没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温州有近100家制革企业将生产工厂整体转移至山东滨州，这些企业没有一家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待遇的天壤之别让周百思不得其解。此前周德文曾多次陪同温州皮革商北上滨州，在他看来，迁往滨州的皮革企业没有采取任何节能降耗的举措。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在落后地区甚至被当作先进产能加以引进。根据浙江省经信委的要求，直径3.0米以下的水泥磨机年内必须淘汰，而在江西，直径2.4米、耗能更高的水泥磨机还被列为先进产能。

　　“全国各地当前的能耗标准参差不齐，搞20%的（一刀切）只能让各地政府胡乱行政。”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官员说，浙江高耗能企业较为集中的衢州市万元GDP能耗标准为1.7吨标准煤，而能耗标准较低的温州、台州则分别为0.62和0.53吨标准煤，“你让温州、台州和衢州同样降耗20%，这本身就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错杀式淘汰

　　一个在山西朔州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怀仁县生产水泥的宏丰建材，历史上并不重视节能报表，统计员从来是随意乱填，结果报到国家统计局的能耗数字过高，成了“落后生产力”和“关停对象”。

　　宏丰建材的老板把统计员骂了个半死，还多次找到朔州统计局，想要改掉能耗数字，得到的答复是“改不了”，上了关停名单就必须关停。

　　宏丰的“被关停”并非个案。10月中旬，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证实，该省也有两家企业“因为填错了能耗数字”而登上了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而按照国家的能耗标准，这两家企业并不在高耗能之列。

　　“那能怎么办？既然上了名单，就必须按照部署进行淘汰。”该官员告诉记者，浙江省经信委曾经专门针对这两家被“错报”的企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的结果是“要言必信、行必果”。而在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允诺下，被错杀的两家企业接受了“被高耗”的既定事实。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电话采访时，工信部节能司一位官员并不否认有“错杀”的发生。“（淘汰落后产能）名单（涉及）18个行业、2087家企业，有个别错报也是可能的。”

　　这份详细到具体企业和生产线的庞大淘汰名单，是由地方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汇总上报的，而这其中，一部分是企业自主上报，另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根据企业此前上报的数据整理汇总。

　　仓促汇总庞杂的耗能数据，一方面导致错杀，同时也使得很多“前高耗能”企业再次进入淘汰名单。 11月14日，杭州一家水泥企业的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自从登上了工信部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困局，“很难走出来了。”

　　记者在工信部的名单中看到，该企业共需淘汰5条水泥生产线，涉及产能50多万吨，而这些所谓的高耗能早在一年前已经淘汰，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这位负责人多次批评负责统计工作的经贸委，这也招致官方强硬的“封口令”。

　　记者在实际采访时发现，《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中有上百家企业正被“错杀”。“最可笑的是湖州恒丰印染，他们的名字都改成众发铝业了，工信部的淘汰名单里竟然还要求他们淘汰（9000万米）印染布。”上述杭州水泥企业负责人表示。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已经更名为众发铝业的恒丰印染张姓办公室人员也表示费解，该公司早在一年前已经由印染企业转型为铝合金公司。

　　新高耗滋生

　　“节能降电”除刺激了蜡烛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柴油机的销售，但这一方面增加了本就紧张的柴油供需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得电力层面的节能在油品方面产生新的高耗。

　　有报道说，据中石化内部调研，国内几家主要生产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的企业，10月份的订单和销售量比9月份增长近200%，企业对发电机的需求出现暴增局面。

　　对此，华北鼎新发电设备（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辉告诉记者，说增长200%可能有些夸张，但市场销售火爆是事实。以往在十一之后是柴油机销售的淡季，但今年却是淡季不淡，销量大概是以前的一倍左右。

　　在温州市，一到断电时间，满大街都弥散着浓浓的柴油味，一些家庭作坊企业甚至大量囤积油品对外销售，这也导致柴油的需求和价格随之飙升。

　　而在全椒县，县政府甚至明确指定了自主发电补偿措施：支持一切拥有自备电源的单位使用自备电源，县里将给予每一度电一元的奖励。

　　该县的另一个举措是，对工业企业购买柴油发电机提供专项补助，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补助5000元，规模以下企业补助2000元。一时间，柴油机生意兴隆，黑烟尘笼罩城市。

　　实际上，柴油机发电带来的能耗和污染，与节能降耗的目标背道而驰。山东华力发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赵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柴油发电机每度电需消耗约200克柴油，按照11月9日中石化零号柴油在京津唐地区主营单位每吨7500元的报价，每度电的成本高达1.6元，而北京市工业用电均价约为0.6元。

　　“一味的将能耗等同于电耗，不仅让地方政府有了作弊降耗的可能，也滋生了另一种高耗和能源紧缺。”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一位专家表示，汽柴油消耗没有被列入节能减排指标是节能降耗的一大失误，“‘十二五’期间，仅仅是汽车产生的能耗我们都难以消化。”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安徽、浙江、河北等省经信委纷纷表示将在12月份展开新一轮节能降耗行动，而随着“十一五”临近收官，更为激进的节能降电举措或将频繁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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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都”的牺牲

　　“以电为纲”的节能考核，不吝一味猛药；在节能指标渐行渐近之时，基层官员、地方经济和广大民生都在经历痛苦煎熬

　　11月8日晚11时，位于雁门关外的“煤电之都”山西朔州笼罩在黑暗之中。

　　昔日灯火通明的北城开发区，朔风凛冽，寥寥数盏路灯孤独地亮着。更多的大街则是漆黑一片，只有汽车划出的光柱，才能让藏匿在黑暗中的行人惊鸿一现。

　　从9月1日开始，这个城市的路灯只亮一半，并提前1小时关闭；当地的69家高耗电企业，全部被限电停产。

　　过去5年，很少有人意识到，“十一五”的节能大考，竟会以如此方式席卷中国。

　　电力“被短缺”?

　　朔州，煤电之都。年产1.3亿吨电煤，仅次于鄂尔多斯，大多通过大秦铁路运往秦皇岛，尔后出渤海南下；火电装机容量近500万千瓦，所发电84%输往京津唐，点燃京城1/5路灯。

　　无人料到，这样的能源富地，在2010年秋冬之交，突然开始“拉闸限电”。

　　从9月1日起，朔州69家地方企业分3批被限电，市区所有景观灯，每天只准开1.5小时。

　　压力，来自“节能减排一票否决”。山西省长王君已在不同场合谈到减排：“这个事不商量，谁的孩子谁抱走。”

　　和河北、安徽等地频频对居民用电“下手”不同，朔州的拉闸目前只限于工业和景观用电。

　　在“十一五”的前4年，朔州都是节能减排的“好孩子”：去年年底，因为成绩卓著，朔州市长冯改朵还被评为“中国节能减排二十佳市长”。

　　今年7月初，在朔州全市“节能降耗电视电话会议”上，冯改朵却说“不论采取什么措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

　　变化来自今年6月的节能考核“新政”：国家实行以万元GDP电耗为“标杆”的节能考核办法；且万元GDP综合能耗与万元GDP电耗的降幅上下相差不得超5个百分点，否则就有弄虚作假之嫌。

　　上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万元GDP综合能耗和电耗降幅相差甚远、甚至方向背离的情形，已屡见不鲜。

　　见到朔州市经贸委主任孔庆虎前，他正和朔州的电网企业在办公室激烈交锋：当地一家耗电大户水泥厂被限电停产后，又偷偷恢复了生产——许多工厂的生产、民用和取暖用电是同一线路，这让拉闸与“保民用”发生了碰撞。

　　孔的办法是：责成电网给被限电企业装上“电力负荷控制系统”，一旦超负荷，立即自动跳闸。

　　说是限电，其实就是让彻底停产。尽管朔州宣布对“限制类企业”执行每度0.3元的惩罚性电价，但其已无用武之地。

　　目前，朔州经贸委资源科的干部们，日夜在“被停产”的69家企业巡逻，防止这些企业“偷电”。而这些企业，此前均和电网签有供电合同，如此限电有违《电力法》。

　　节能任务“铁定完不成”?

　　据测算，今年朔州万元GDP综合能耗必须下降7.1%，才能完成“十一五”计划。按照“新标杆”，万元GDP电耗必须降低2.1%以上，才算真正完成目标。

　　一边拉闸，朔州市政府一边提出“五保”，即保居民用电、保冬季供暖、保煤矿生产、保电气化铁路运行、保陕京天然气管道加压。

　　这“五保”，都是底线：居民用电和供暖涉及民生和稳定，自不待言；朔州煤矿生产除涉及全国冬季供煤，也有确保安全的因素；而大秦铁路在朔州境内有3个牵引变电站，陕京天然气管道在朔州设有加压站，如若限电，后果不堪设想。

　　朔州经贸委做了测算，要达到“五保”，11、12月最起码用电5.82亿度，而该市11、12月全额用电指标为7.4亿度，“五保”之外的其它用电指标只剩下1.58亿度。

　　然而，朔州的近500万火电装机，每月至少要自用电2亿度。这意味着，如果不对3/4的火电机组进行停机，朔州的节能任务“铁定完不成”。

　　朔州的神头一电、二电等电厂，是京津唐电网主力电厂。涉及首都供电安全，已成政治问题。朔州市最后将电厂停机的“紧急申请报告”打往山西省政府“应急办”，而对方一直没有答复，“这样拖下去，朔州肯定完不成”。

　　事实上，在临汾等地，已有电厂因节能被暂时停机。山西省电力公司日前发出警告，目前该省最大停机容量已达259.5万千瓦，这导致“史上最严峻缺电形势可能出现”。

　　“贡献型经济”的尴尬

　　朔州当地的火电厂，“把污染留在当地，把清风送往首都”。每年250亿度的发电量，80%以上通过超高压输电线路送往北京。因为实行坑口低电价，这些电厂占用了朔州40%的用电指标，却只产生了6%的GDP。

　　“做大GDP分母，减小电耗分子”，这是地方降低能耗的基本方法，“但用40%的电耗去支持6%的GDP，这样的考核体制肯定有问题。”朔州官员对此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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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企所属的发电厂一枝独大，却少受地方节制——这已成朔州官员的最大心病。

　　采访中，朔州一些官员很是羡慕山西晋城等城市，“那里有大化工，随便关停一个就能完成任务，不像朔州地方企业，都是些小山药蛋。”

　　朔州市的“上书”，是实情，亦是博弈手段。朔州部分官员坦言，“十一五”后，必然要对完不成节能减排的地方官员进行问责，“朔州的特殊情况，上级总要考虑一下吧。”

　　除了惹不起的诸电厂，朔州市境内还有些“更硬的茬”：中国能源命脉的大秦铁路，年发运电煤4亿吨，每年占用朔州2.3亿度的电耗指标；陕京天然气3线，加压站每月占用朔州600多万度电耗指标；“这些都只产生分子，却不产生分母”——这些企业，产值并不在朔州统计。

　　“我现在是又卖矛，又卖盾。”孔庆虎很无奈。他认为，这种情形，等于山西为首都、为全国节能减排做贡献，却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

　　朔州市统计局能源中心主任张东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电耗绝对是最准确的指标，“但以前没有这样统计，现在突然这样统计”，导致地方措手不及。

　　朔州市煤炭局副局长高勇告诉记者，朔州煤炭的资源整合、兼并重组一直走在山西最前列，67座地方煤矿中，单井年产已达130万吨。在2005年时，这里的多数矿井实行炮采，用电量有限；但现在均实行综采，导致用电量突飞猛进。

　　神头泉，每秒涌水8立方，是朔州最大的水源，也是桑干河的源头。建在神头泉附近的一电厂和二电厂，均以该泉水为冷却水源。从2005年开始，为保证北京官厅水库用水，朔州新上马的电厂均开始使用风冷，虽然自耗电量超过水冷机组，但却节约了宝贵水源。但如今，这些耗电较高的风冷电厂“却不招人待见”。

　　中煤集团朔州格瑞特矸石电厂，去年刚刚投产。总经理助理史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格瑞特是典型的循环经济企业，采用两台13.5万千瓦的风冷机组，每年可消化130万吨煤矸石。

　　该厂的设备，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机组，每天补水不过几十吨；但32台132KW的冷却风扇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耗电颇多。

　　为了响应朔州市政府“电厂自用电率下降0.5%”的号召，该电厂投资了20多万元，把厂区的照明灯全部换成了节能灯；下一步，准备再投资300万元，为4台凝结水泵上马“高压变频”。

　　“对我们而言，下降0.5%太难了。”在格瑞特的厂区，许多路灯黑压压一片，“电厂本该灯火通明的。”史剑苦笑。

　　这也是全山西的尴尬。作为“华北水塔”的山西，近年主推“输煤变输电”的调产政策，使得风冷电厂遍地开花；而目前力推煤炭综采，消灭90万吨以下煤矿，也导致用电量与日俱增。

　　山西省商务厅一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山西煤炭丰富、电价低廉，历来高耗电企业云集；国家选定的千家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山西居然占到90家，“前些年大力招商引资，许多高耗能、高耗电企业落户山西”，“当时只注意减排，没人注意节能，现在问题终于出来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各地了解到，环评一直是项目立项的前置条件，这使新项目的减排工作普遍进展顺利；但是，本该也是前置条件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却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前只是一项统计指标，今年后半年突然开始严格执行”。

　　“十一五节能”遗产

　　席卷全国的“保节能”拉闸限电，导致生产秩序被打乱。

　　产能一直严重过剩的铁合金、电石、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突然进入“卖方市场”。这些，均是朔州的拳头产品；但是，诸多企业只有望市场而兴叹。

　　“水泥市场价每吨涨了60元。”11月9日下午，狮头股份(600539.SH)朔州分公司供应科的边国繁等人无所事事，“你有再多钱也买不到货。”

　　这个年产50万吨水泥的当地龙头企业，在10月9日被拉闸限电，导致停产。此前，朔州一条铁路专用线和引黄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该企业是这两项工程的主供货商。

　　“可能会引发大量合同纠纷，引发千万以上的索赔。”边国繁告诉记者，铁路桥梁等工程需要连续浇筑混凝土，“一旦中断，许多工程就整体报废。”

　　水泥厂位于神头镇毛道村，从厂区往南望去，神头泉附近的大批火电冷却塔清晰可辨。“离电厂这么近，怎么就突然缺电了呢？”该企业几名工人和保安很不理解，“我们每月效益工资只有1500元，这样停下去，让我们吃什么？”

　　朔州经贸委主任孔庆虎更担心的是，诸多高耗能企业已经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苦熬了两年；如今好不容易遇到市场回暖，却遭遇节能减排，“这样到年底，这些企业就可能无法恢复元气，彻底死掉了。”

　　中国能源专家、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不久前到朔州调研，孔庆虎向其述说了基层的节能烦恼：“‘十二五’的盘子不能再这样简单地按地区搞一刀切，否则节能减排就走入了死胡同，产业就全部死光了。”

　　“‘十二五’期间，应该认认真真考虑以产业、行业定能耗，不要再以区域定能耗。”孔庆虎建议，“比如给电厂煤耗定下标准，达不到的可以强行技改，再达不到则关掉，这样不会对企业造成伤害”。

　　“尽管考核指标和节能手段都存在很多问题，但政府和企业都开始真正重视节能了。”张东升等人认为，这是今年节能大考的最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