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贤：香港科技，从“后”殖民时代“突围”

　　第一次受邀参与“十二五”规划，对香港来说是一件大事。香港科技界在探索如何参与国家未来科技发展方面进行了很多思考，并针对香港与内地科技发展的不同特点和优势，提出建议。

　　不久前，记者采访了《香港在科技方面怎样参与“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撰写者——香港科学技术进步协会前副主席余永贤。他向记者介绍了一部分香港科技工作者、科学社会学者在深化香港与内地未来科技协作方面的思考与建议。

　　“香港的科技发展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色。”余永贤说，和所有曾长期处在殖民地的区域一样，香港的经济与文化呈现出不平衡发展。这使得香港科技发展的路线与近况，既不同于发达地区，也不同于发展中地区。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克斯曾说：“殖民地就是占领了的市场。”在这种历史环境的影响下，香港从来没有重视过科技发展。

　　从教育上看，香港甚至走在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后面，香港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只有3.5%。在香港的成年人口中，只有17%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与内地经济发达城市相比，这一比例明显落后。以北京为例，超过40%的北京成年人口完成了大学教育。因此，余永贤认为，香港尚未转型为一个知识型社会。

　　在这种科技文化的背景下，面对香港未来的科技发展，面对与内地科技的协作，在香港科技、文化界内部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香港不擅长科技，“因为香港太小，而且起步太晚，应该只做擅长的事”。

　　余永贤认为，这种想法太过功利，它忽略了科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科技像教育一样，是其他经济活动的促成因素。”“虽然香港的科技能力比不上很多国家，香港仍然应该努力提升它的科技水平——因为更高的科技水平，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

　　在香港与内地进行科技合作上，也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余永贤看来，其中一些代表着典型的“殖民地心态”。在殖民地时代，这种观点很普通，那就是：香港的钱只能为香港人的利益考虑，在香港使用。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很多人的思想依然无法跳出这个框架，并影响着香港与内地的互动。

　　在邀请香港参加“十二五”规划时，内地对香港提出了这样一种期望：香港可以借此让内地知道它的愿望，以便在内地的发展中可以考虑到香港的利益。

　　“没有期待香港有助于内地”，香港学者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于是，一些香港学者在探索香港参与“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知道国家能为香港做什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问，香港能为国家做什么？”

　　余永贤长期在香港大学、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科技政策是他多年致力研究的领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积极关注内地科研管理与政策的变化。近两年来，他在与内地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时多次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与应用科技投入的巨幅增长相比，内地基础研究投入处于相对下滑的趋势，不利于科学的长远发展。

　　在思考香港能为国家做什么的时候，他首先关注的就是基础科学。

　　尽管受殖民文化的影响，香港的基础科学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但余永贤认为，在香港的高校中，部分基础研究领域是颇为优秀的，虽然数目不足以形成科技能力，却拥有一些国际著名教授。

　　如果香港科学家能和内地科学家产生互动，将可以达成相互增强和互补的效应。

　　基础研究相对应用研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支撑，由于内地基础研究相对不足，更应该充分利用已有基础研究的成果，余永贤认为，如果建立起一种适当的合作模式，香港的基础研究应当可以为内地的应用研究提供灵感和支援。

　　从教育上看，目前香港的大学已经有很多内地学生。2009～2010学年的统计数字表明，香港的大学中，有4562名本科生和3865名研究生来自内地，占非本地生的90%。其中内地研究生数量甚至占到了香港研究生总人数的62%。这些数字表明，香港在支持内地的人力资源发展上应该有很大的潜质。

　　从总体上看，余永贤认为，香港科技将极大地受益于内地科技的发展，参与“十二五”规划，为香港参与内地丰富的科学技术活动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机会；技术企业是香港的薄弱环节，而内地大量、多类型的技术企业能弥补香港的不足；此外，内地经济的巨大发展，使香港有更多的机会去提供服务。

　　然而，要实现“内地为香港做什么”“香港为祖国做什么”的互动愿望，余永贤认为，除了要探讨香港与内地具体的合作模式和政策的建立，以及已有模式和政策的完善外，一个更长远的方向是，改变香港目前的科技水平。

　　余永贤说，香港现有的科学技术能力较低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与内地的正常对话，香港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促成技术类服务的提供，否则香港将被边缘化。

　　到目前为止，香港一直没有明确的科技政策，余永贤认为，尽快提高香港的科技水平，促成香港向知识型社会转型，制定香港的科技政策，是一项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