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愈发艰巨的POPs围剿战

　　每年的5月17日，都有一批环境科学工作者为了一个议题从国内外聚到一起。这一天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常；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这是一类持久存在于环境中、能通过食物链累积，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化学物质。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更新国家实施计划，推动POPs国际履约进程”。去年3月底，《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修正案对我国生效。这意味着，我国将全面履行新增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义务。

　　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主任余刚每年都会主持会议。今年，他觉得压力更大了。“在该公约首批控制的12种POPs还没有得到全面有效控制或消除的同时，新增列11种POPs的污染控制又成为我国环境保护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余刚说。关于POPs的围剿战变得愈发艰巨和重要。

　　母乳中二恶英浓度上升25%

　　众所周知的二恶英是POPs中的一种，并于2001年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首批受控清单。

　　从2004年后，我国开始加强对二恶英的管控。数据显示，2004～2013年，我国二恶英的排放总量基本持平，钢铁及有色金属、电力生产和供热领域等重点行业基本遏制了二恶英增长趋势。

　　不过，另外一组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尽管二恶英的排放总量没有增加，但环境和生物样品中二恶英污染水平出现显著上升。

　　对2007～2011年12个省、市、自治区的母乳监测数据进行比较发现，2011年母乳中二恶英平均浓度显著高于2007年检测结果，平均含量上升约25%。上述数据意味着，儿童尤其是母乳喂养的婴儿面临很大风险。

　　人类接触二恶英，90%以上是通过食物，主要是肉类、乳制品、鱼类和贝壳类食品。“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余刚说，母乳中二恶英含量升高，说明污染源排放的二恶英在环境介质中不断积累且浓度上升。

　　此外，根据研究，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硫丹等物质的环境浓度水平也有增加。

　　不过，关于POPs毒理学的研究，中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国家履约的科学判断，包括停止生产和使用某种POPs物质，大多来自国外发达国家研究数据的支持，而国内相关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余刚说，国内大多是一些常规研究，比如数量、浓度等。

　　由于质量控制和评价指数不同，“既有的数据零散，很难结合起来描述POPs总体变化趋势。”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说。

　　履约新挑战

　　关于POPs的治理，国内至今还未有工程性专项资金的支持。而业界为专项资金的设立已呼吁了近10年。

　　“目前国内环境保护的重点是常规污染控制，如消除雾霾、水体黑臭和富营养化、垃圾处理等。”余刚说，设立POPs履约专项资金，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国内外资源，统一调配，集中力量办大事。

　　早在1999年，日本就为了治理二恶英专门出台《二恶英类对策特别措施法》，将减排任务落实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相应的资金也因此得到落实。

　　对于首批列入公约控制名录的12种物质，我国已全面停止生产和使用。而新增列的11种物质中，国内大量使用和生产的就有4种，部分还是世界主要生产区。

　　2013年，六溴环十二烷被列入新增列POPs时，国内的生产和使用量已达到3万吨；对于2011年新增列的硫丹，检索中国农药登记信息系统发现，获得目前已经登记且仍在有效期内的硫丹生产企业仍有30个。

　　“对于新增列的13种POPs，我们掌握的环境安全数据不多，全面细致的生产和使用情况、污染排放和环境介质存在现状还不清楚。”余刚说，新增列POPs的摸底调查以及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体系等工作都是摆在面前的艰巨任务。

　　从被动到主动

　　2015年年初，又有3种物质被列入控制名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启飞频频感慨：“我们刚把前面12个的部分标准搞完，新增的POPs就出现了。”

　　另外一个事实则是，在中国5万种化学品中，符合POPs特征的有上百种，而有多种极有可能被列入以后的履约对象。

　　在清华大学副教授黄俊看来，全氟辛酸铵PFOA就是其中一种。作为生产和使用大国，中国的PFOA污染已相当严重。

　　作为已知最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之一，PFOA具有很高的生物蓄积性和多种毒性，不仅会造成人体呼吸系统问题，还可能导致新生婴儿死亡。目前市场上常见的PFOA替代品依然是多/全氟化合物。全氟醚烷基酸正是其中的一种，不过也被证明具有与PFOA相似的对肝脏的高毒性。

　　在替代品选择上，黄启飞说，国外在放弃一种POPs物质的同时，会放弃其很多用途，但国内的替代品往往仍选择一种同样具有毒性的化学品。“必须开展关于类POPs物质的前瞻性研究，否则增列一个，管控一个，履约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必须从被动到主动。”黄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