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转型，且转且探索

　　201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青蒿素发现者--屠哟哟教授的获奖引起了广泛探讨，中国在国际科研圈的影响力正显着提高。而近日Nature杂志公布的2015年度十大人物中，来自中山大学的生物学家黄军就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女科学家鲍哲楠也因各自在其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再一次将全球目光聚焦于中国科研界。

　　中国在科研领域显着和持续的投入，已推动了国家科研产出的大幅增加。然而，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产出量的惊人增长却不相匹配。

　　不久前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一文中指出，中国正在寻求通过增强科研实力来推动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关键的转折关头，中国的科研环境也面临着特有的挑战。

　　从质到量的提升

　　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因此硬件条件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时报告也强调，中国需要改变其科研文化，使之更侧重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中国科研该如何在转型中实现从质到量的提升，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珺在接受生物谷专访时表示，"科研质量的提高需要一个科学、公平、透明的学术环境。"她认为科研质量的高低并不应当完全以影响因子来衡量，还需要考量科研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

　　"由于科研政策具有导向性作用，因此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她建议说，政府和科研机构在制定和实施科研评估政策时可以更为精细化，并将个体特点和科研的规律作为参考。此外，还可以鼓励"开放科学"尤其是数据分享，以促进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生。

　　"如果能实施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用人制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尤其是充分发挥导师在科研指导上的作用，就可以从软件上提升中国的科研实力，推动中国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并增加科研投入的回报。" 刘珺说。

　　此外，中国科研界还需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有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将有助于科研产出转化为生产力，发挥科研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

　　政策、资金、法律、定价和奖励机制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科研成果转化。在刘珺看来，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就要理顺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之间关系。而且，还需要更加注重提高科研ZL的质量，而非其数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要加强。"将基础研究转换成为产业应用，需要耐心和时间，而不能急功近利。"刘珺如是说。

　　科研人员的困惑

　　在中国，目前主要由导师承担培训科研人员的重任。尽管科研机构课题组的形式正在从围绕一两个资深教授或研究员建立的大组，转变为许多独立的年轻PI带领下的小组。但白皮书的调研显示，有四分之三的PI表示他们在开始独立研究之后没有获得足够的指导。"科研机构需要减少导师们的行政工作负担，让他们有时间去指导年轻的科研人员。" 刘珺说。

　　最近，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邓兴旺、南京大学分析科学研究所和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陈洪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五位中国科学家获得了2015年《自然》杰出导师奖。

　　据悉，这是"《自然》杰出导师奖"自2005年创立以来首次来到中国，该奖旨在强调导师启发和指导年轻科学家的重要作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其实不仅帮助科研人员发表研究成果，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他们更好地完成科研并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刘珺指出。

　　此外，白皮书中接受调研的PI认为，中国学者在某些国际期刊特别是高影响力期刊的同行评审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所做的一项有关同行评议的调查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难度更大，因为来自中国的论文更有可能在送审之前就被拒稿，也更有可能得到审稿人的负面评论。

　　对此，刘珺解释道"我相信真正好的出版机构不会以作者国别作为判断依据，因为期刊都希望发表高水平的论文，甚至会为此形成一种无形的竞争。"她在采访中表示，大幅提高中国审稿人的数量有助于消除这种所谓的歧见，建立科研人员"开放研究者和贡献者识别码（ORCID）"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出版机构还要加强与科学界沟通，改革同行评议过程，"刘珺指出目前已经出现了双盲、三盲评议等方式改革同行评议过程。最近，自然出版社旗下的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就宣布将于2016年1月起试行透明的同行评议，经作者同意之后，同行评议的文件与文章的接收版本将一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