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5年在争议中前行的科学研究

　　和以往一样，质疑、争论甚至激辩，依然贯穿了2015年的中国科学发展。而这些质疑、争论的存在，也让科学有了更加丰富而真实的内涵。盘点这一年发生在中国科技界的种种争议，在前进的路上时不时地停顿下来、省思自我，未尝不是为了前路上更有益的跋涉。

　　原初引力波是否存在未被证实

　　回放：2014年，宇宙原初引力波被发现，美国宇航局称其为“迄今为止证明宇宙暴涨理论最有力的证据”。然而，经过长达一年的纷争后，欧洲空间局于2015年初宣告了关于原初引力波争议的最终结局：此前的分析结果无法明确指向原初引力波的发现。

　　点评：欧洲空间局公布的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当初宣布发现引力波存在的美国BICEP2合作组却“因祸得福”：其升级后的下一代望远镜BICEP3继续获得经费支持，而且使国际上关于原初引力波的期待更加热切，研究人员将在南极继续追寻原初引力波信号。

　　这让中国科学家不胜唏嘘。因为我们连想犯这样“错误”的机会都没有。国内一直对重大科学研究难以容忍失败，严重影响了原创性成果的产出。科学探索不是一场仅仅关乎输赢的赌局。接近真理与真相的过程必然曲折艰涩，而坚持与宽容应成为面对科学的基本态度。

　　“透明计算”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引争议

　　回放：2015年1月9日，“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揭晓，清华大学教授、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带领的团队所做的“透明计算”摘得一等奖。然而，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不透明”，评审过程尚有值得商讨之处，这使得“透明计算”获奖饱受质疑。

　　点评：尽管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已经呼吁多年，但“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改观。“透明计算”遭到的质疑无论正确与否，科技奖励制度应该更加“透明化”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公正、公平、公开、真实是科学研究的准则，亦是底线。对于中国科技改革进程而言，诉诸理性的争议不是消解与破坏，而恰恰是建立与维护合理秩序的有力臂膀。

　　崔卢转基因之辩

　　回放：2015年3月26日晚，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演讲提问环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教授卢大儒就崔永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料竟演变成了双方的一场激烈“骂战”。

　　点评：自转基因技术诞生以来，争论之音便从未息止。科学家与公众间的不断博弈构成了远比这项技术本身更加复杂的社会图谱。从某种意义而言，转基因问题早已跃出纯科学的讨论边界，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因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理应得到更为充分的尊重与接纳。同时，类似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理性表达与理解科学的基础之上，希冀于借助言语暴力或行政权力让公众信服，只会适得其反。

　　《科学》杂志中药增刊事件

　　回放：2014年末，在美国《科学》杂志的增刊中，编发了多篇中医药文章。但《科学》杂志在每一页上都注明了该专刊为定制出版办公室受赞助发行的增刊，没有经过《科学》编辑的审核，因此是一次“自编自导的广告”。对此，2015年1月6日，《科学》主编回应称：“《科学》不会出版以科学内容为名，实则为广告产品的赞助增刊。”

　　点评：在市场导向的经济大潮下，学术期刊的商业化或许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径。但科学论文与出版经营之间必须做到泾渭分明，企图以科学之名行营利之实的不轨行迹，终将带来难以弥合的信任危机。期刊的商业化与学术成果发表之间，虽然存在关联，但仍应该存在一道界限分明的墙。同时，学术期刊也要警惕非理性商业的浸染，要懂得坚守其独有的纯粹与独立的学术血统。

　　青蒿素的发现及研究成果归属之争

　　回放：屠呦呦获得诺奖无疑是2015年中国科技界最为轰动的新闻。然而，这一奖励却让尘封已久的青蒿素发现之争再次浮现舆论场。质疑者认为，对于此项研究的许多亲历者而言，青蒿素的发现是“523”项目团队的集体成果，由某一个人来接受研究所带来的全部殊荣，有失公允。对于此种观点，国外的科技评价体系似乎并没有认可。

　　评论：这份难解的学术公案来自于那个特殊的年代。集体淹没个人，一切服从组织。当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与诺奖失之交臂大抵也是这个缘由。事实上，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不可能是仅凭一人之力完成。但诺奖只认同那些在黑暗中找到方向的人，也就是最初的发现者。这也与当年拉斯克奖的初衷完全一致。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更多诺奖落在中国人身上已经成为一份共识，彼时，我们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是否能够与其契合，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外尔费米子发现之争

　　回放：以中科院物理所为主的中国科学家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了神秘的外尔费米子，证实了8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外尔提出的设想。然而，这篇文章却意外遭到《科学》杂志拒稿。此后，《科学》杂志在线刊登了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类似研究成果。

　　点评：从理论预测到实验论证均为中国科学家独立发现的外尔费米子，确是中国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真实写照。然而，除了“独立”之外，科学研究的归属终究还取决于其经过同行评议后的公布时间，这是科学在西方经过上百年积淀形成的固有规则。因此，在科研实力增强的同时，如何能在第一时间让同行为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点赞，是中国科学走向世界舞台的关键一步。从外尔费米子发现归属的争论来看，要迈好这一步，恐怕仍需要不断熟悉世界科学运行的那些规则。

　　清华北大抢发论文事件

　　回放：2015年9月15日，清华大学学者张生家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随即有人质疑，张生家与北京大学研究院谢灿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谢灿等人的论文已投至《自然材料》，正在审稿中，因此张的论文涉嫌“抢发”。当晚，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名致信《科学通报》编辑部要求撤稿。事件发生1个月后，张生家被清华大学解聘，那篇“肇事”论文则仍未撤销。

　　点评：合作与竞争、独创与共享——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元素共同构成了科学精神的内涵。科研的灵感不会来自闭门造车，却往往诞生于不同背景、不同单位、不同国别的学术交流中。这本该是好事，然而一旦掺入私利、私欲的纠葛，共赢就容易变为两伤。在讨论学术道德的同时，也应当探讨建立新的科研合作保障机制，厘清每个参与者的具体位置，为贡献程度提供明确的量化依据，从而为科研工作者广泛交流、资源共享的过程保驾护航。同时，在法制的环境下进行科研活动，也成为一个迫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金大米”事件结案

　　回放：2015年8月，经过漫长的实验合法性调查后，《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宣布，撤回美国塔夫茨大学汤文光博士为第一作者的论文《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的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撤稿原因在于，该论文中包含对多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但试验既未获得中国相关部门审批，也未告知试验参与者实情，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科学伦理之争。

　　点评：该事件对“黄金大米”的研究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虽然有科学家为研究受挫而感到惋惜，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视程序而使科学研究为伦理所困，并非明智之举。此事件也为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研究敲响了警钟。对这类颇受关注的科学研究，即使科学家对研究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信心十足，也应在实际操作中顾及科研规范和大众的知情权。科学最终是为人服务，对大众关切的顾念与回应，也是对自身研究的尊重。

　　“换头术”争议

　　回放：2015年9月，媒体披露，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卡纳维罗与中国医生任晓平团队将携手，于2017年对俄罗斯一病患开展世界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虽然任晓平后来对开展“换头术”的日程予以否认，称只是提供研究平台，但事件引发的好奇与争议，并未因此终止。

　　点评：“换头术”从想法到现实还有众多技术难题有待克服，也有绕不过的伦理问题亟待探讨。“我之为我”究竟是由大脑决定，还是听身体指挥？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使得“换头术”进行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我是谁”，无从解答。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该与生命伦理进行深入而理性的对话。这也表明，任何涉及伦理问题的科学研究，都需要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建立更广泛有效的沟通机制。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

　　回放：2015年4月，广州中山大学分子生物学家黄军就在《蛋白与细胞》杂志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关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利用名为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对与β地中海贫血造成的血液紊乱有关的基因进行了编辑。虽然黄军就采用的是多余胚胎，并且胚胎不会成为新生命，但研究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伦理学争论，并推动了12月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在美国召开。

　　点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在有些国家被视作不可逾越的红线，并非因为它是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而是因为人类深知科学的发展并不能信马由缰。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们都应对自然的生命进化规律心怀敬畏。倘若这样的进化规律被科学技术更改，进化的平衡是否会被打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又将把人类自身引向何处？在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之前，放慢脚步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