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转化再调查：看他们如何闯关“81难”

　　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通常要跨越一个“死亡谷”，面临不被市场接受、专业服务匮乏、资金人才瓶颈、路径选择失误等重重挑战。

　　如今，优渥政策虽已铺开，却决不代表成果转化无需再跨“死亡谷”。对于成功的成果转化者来说，他们的成功看起来相似，背后的波折里却各有各的艰辛。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各领域的成果转化者如何迈过“死亡谷”、闯过“八十一难”。

　　【院所】陈海生：转移转化讲求“快”

　　国企、民企、风险投资……来找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海生合作的企业络绎不绝。“有些企业对合同条款几乎不改就催着签约。”陈海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

　　技术如此受追捧源于其先进性。陈海生团队研发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是一种被广泛认为较有前景的储能技术，有助于破解我国电网级储能难题，备受投资界瞩目。然而，由于门槛较高，国内从事相关技术开发的团队并不多。

　　回国5年多来，陈海生团队研发的1.5兆瓦小型压缩空气储能原型机已经技术授权两家企业，10兆瓦中型机也已技术研发成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同一家企业签约。

　　“这样的速度在国外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我们3年能走别人五六年的路。”陈海生表示，高速的发展离不开研发人员加班加点的努力，然而这样的努力却难以获得相应回报。

　　过去，主要技术研发人员一般只能获得不超过10%的奖励比例，鼓励作用并不明显。而在新规之下，这一比例则达到了不低于25%。同时计入考核。

　　“这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作用还是很大的。”陈海生笑称，“如果能培养出几个千万富翁，那示范效应就很大了。”

　　虽然技术研发走上了快车道，但陈海生强调，产业化过程中，最头疼的就是项目审批耗时过长。

　　在国家科研机构中，技术转移项目须经过多层审批，全过程快则半年，慢则一年。“但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往往一开始企业投资热情高涨、投资意愿强烈，但半年后由于市场状况、投资环境、国家政策等变化，企业投资意愿大大降低。”陈海生说。更有甚者，有些项目因此“流产”，双方都白忙活一场。

　　“可以说，这种层层审批的体制和市场机制不匹配，市场经济不允许这么长的决策时间。”陈海生坦言，此次国务院松绑技术转移项目审批“大快人心”，有望帮助技术转移走上“快车道”。

　　【大学】高翔：放下架子“叫得应”

　　高翔，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的一名教授，已经在减排研究领域奋斗了近20年。关于成果转化，他的话匣子里存了说不完的经历，酸甜苦辣一应俱全。

　　去年，高翔团队拿到了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的成果是“高效烟气催化脱硝关键技术及应用”，已应用于300多台燃煤锅炉，累计产值超过51亿元。

　　对于高翔来说，这个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数字，是在打通“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科研成果要能成功走向市场，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高翔坚信，要转化，技术首先要过硬，要面对国家重大需求，让企业和社会能“用得上”。

　　不过，光有技术还不行。“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最重要的是要让工程落地。”高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正因如此，高翔的团队成了一支能“搞得定”企业各种问题的队伍。

　　“转化过程中，波折的事情多得不得了。”至今令高翔记忆犹新的是技术调试的第一天，“运行设备出现稳定性问题，设计中也有很多问题，最后只能大家坐下来一起探讨。

　　好在高翔不是一个人。高翔的团队有四五百人，依托于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燃煤大气污染工程中心。团队共交叉了包括能源、电气、化工在内的七八个学科，可以应对从技术到设计再到调试的全产业链问题。

　　“要想转化好，一定要能‘叫得应’。”高翔说，“大学不能高高在上，觉得我们是教授，他们是企业，我有空了就去指导你一下，没空就不对付你。企业是有任务的，如果技术有影响，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是巨大的。”

　　为了能够“叫得应”，团队里的十多位成员已经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加班加点，高翔自己也常常整宿整宿地熬夜加班。

　　如今，国务院的五大举措，为这个连轴转的团队又添了动力。“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新成果的鉴定工作，将和浙江能源集团联手，率先实施燃煤超低排放的新理念和成套技术。”高翔说。

　　【企业】俞德超：资金伙伴不能少

　　“从美国到中国，我深切的感受到了科研转化的不同。”2006年，怀揣着改变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落后局面的信念，“千人计划”、信达生物制药公司董事长俞德超选择从美国回国创业，也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转化环境。

　　俞德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美国科研到临床一期时便会有各种投资接踵而来，但是在我国企业一般只有等到药物上市后才能收益。这中间有多少创新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消失。

　　在美国，由于医药市场相应成熟，作为研发副总裁的俞德超在研发与转化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太多阻碍，由他牵头研发治疗膀胱癌药物在临床试验一期时，就被Cell Genesys公司以8亿美元收购。

　　“我记得当时正在吃午餐，总裁告诉我项目将要被Cell Genesys公司收购，激动的我许久没有缓过神来。”俞德超回忆道，被收购意味着我们的研发得到了认可，后续转化的资金也会跟上。

　　2006年俞德超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投身国内生物制药的发展大潮。

　　与国外不同，在国内药物研发一般需要等到上市才会收益，这就意味着俞德超需要一大笔资金用于研发和转化。环顾国内市场当时竟没有一家投行愿意承担如此之重的经费投资风险，最终俞德超选择与一家药企合作。

　　不过，资金虽得到解决，但研发需要的动物药效学模型却无从着手。俞德超几经周折，最终通过朋友找到了华西医院和华西安评中心的两位合作伙伴，三人不分昼夜地开始了动物模型的研究。

　　“现在这个药效模型和安全评价体系不但是国内唯一，而且在帮国外企业开发眼科药品的评价。填补了眼底病领域的空白。”俞德超说。

　　如今，国务院的五大举措让俞德超感到欣慰。其中的审批简化，奖励机制更是让他充满信心。

　　科研需要大量的资金，转化过程中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政府的支持无疑是一针兴奋剂。“如果我国再完善资本市场，让更多的创新从开始就能资助，转化的步伐也会加快。让创新药物更快的进入医保目录，那我们的步伐定会大步向前。” 俞德超建议。

　　【机构】郑晨：服务创业做“肱骨”

　　郑晨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科技合作处的一名管理人员。去年起，由国科控股制定并实施《联动创新》纲要，打造从IP端（知识产权或智本）到IPO端（上市或资本）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了由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领衔部署的、由区域新型孵化器组成的科技创新市场服务体系，致力于建设“全要素匹配、全流程服务”科技创新生态服务体系。郑晨也参与其中。

　　长期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郑晨，在推进成果转移转化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成实实在在产品的渴望。

　　然而，虽然国家明确指出支持科研院所及高校按照有关法律、政策制定本单位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以激励科研人员从事创新创业，但很多单位对此尚未落实，造成科研人员的创业激情依然躺在“观望本单位政策变化”的摇篮里。

　　“科研院所和高校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力度还有待增强。”郑晨告诉记者。

　　每次走访各实验室，郑晨总会发现科研人员忙得很。现有科研体制下，很多科学家想从事成果转化，但往往无“闲”。科研单位部门结构还不够完善，科研单位和高校内部亟需培育形成专职从事科技创新服务工作的队伍或部门，做好科学家从事创新创业的“服务生”。

　　而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的实际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市场。“一个强大的市场化科技服务体系才能‘解渴’。”郑晨说。

　　他认为，这一服务系统除了能集结科研单位和高校的技术、专业人才等要素外，还需要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市场资源对科技创新事业实施精准服务，由此才能让科学家除了自身的技术成果外，还会有“人”、有“钱”去支撑其创新创业，通过市场资源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切实将科技成果转化落脚到市场领域内的具体商业模式和产品路线下，形成创新效益、彰显创新价值。

　　“就像刘邦需要找到张良、韩信等人才能打得下江山。”他打了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