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转基因争论需警惕“投机”和“反智”

　　中国近年对转基因有较大的争论，引起了两个相反、都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投机。有些商业利益及其相关专业人士，匆忙推动直接种植和应用，而缺乏无利益专家和人民代表监督建立严格的审批机制。

　　一个问题是反智。对于转基因的最高分贝批评来自少数反智人士，他们不仅反对转基因本身，而且反对一切科学技术带来的进步。

　　这两种问题相互交织，互相促进：当投机发现反智是反转基因的先锋时，投机者指着反智，要求不受严格评审、快点悄悄做。而反智捡到投机的某些问题，企图全面废止转基因的应用。

　　对于投机的问题，其实质和我国目前出现的其他追求利益而缺乏监督的问题一样，需要解决，与具体技术关系不大，所以，解决的办法，是要认识到快速发展的科技需要加快监督，不能太慢做马后炮，技术的不良应用造成的问题有时事后解决困难更大。

　　对于国外，不能以阴谋论抹黑，也不能一概而论。美国有健全的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督机制，所以，一般来说，他们批准的食物，包括转基因食物，有相当的科学基础。对美国的公司必须一分为二。公司发展和促进技术应用，也为了自身利益做一些匆忙的事情，包括不是很成熟就希望大规模应用的项目，更包括在技术上掺和一些提高利润的东西，常见的是使农民必须每年重复购买其种子，而不能购买一次或者少数几次就可以农民自己来播种。在安全性上，我国进口的转基因食物必须确切知道没有问题。在产业利益上，我们应该为我国农民争取利益，代表农民对进口种子的公司提出要求，或通过支持我国自主同类产品打破国外大公司垄断。

　　对于国内，必须建立规章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审批大批量种植的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影响、单种农作物种植对农作物长期栽培的影响、人类食用的安全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批懂得转基因植物的植物生物学家、农业学家，选择其中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在多个环境参与政策制定、评审鉴定和顾问咨询，避免我国的政策受直接有利益的群体所偏导。公众监督和讨论的应该是我国是否有制度，这个制度是否任命了懂行而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员和专家、是否保证严格审核每个转基因应用项目。

　　对于反智的问题，有些现象很滑稽：欧洲后现代极左派反转基因反对所有新技术，转基因是他们目前的热点。中国极左反转基因的，是东施效颦，看到国外反技术进步，“极左东施”也摆出富二代的架势，不仅反转基因，还号召中国人民吃有机食物。有机食物不是新东西，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产物。如果按照“极左东施”的理想，中国人都吃有机食物，中国的粮食、蔬菜都要大减产，“极左东施”可能有饭吃，但很多中国人可能就要没饭吃了。所以，“极左东施”好像在疼爱中国人民，其实不切实际，中国不可能全面推广他们希望的有机食物。

　　而西方极右派反转基因是宗教原因：不能改变上帝的杰作。中国右派以民族主义作号召，号召不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而实际上，“极右华人”的反对丝毫不影响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因为自身需求进口美国大豆，而美国大豆规定不能标明转基因，所以中国很多人已经吃了美国转基因大豆产品，这个数量是不可计数的，因为转基因大豆和不转基因大豆没有分开进口。华人反转基因只能影响中国的转基因技术，这些技术有些是引进、改进，有些是国内发明。世界历史上，先进产品的发展不是谁能挡住的。“极右华人”反转基因的结果是减慢中国新技术，而不能影响世界。所以，“极右华人”好像保护中国人民，其实，如果按其做法，最后只能是损害中国自身发展，使中国长期依赖进口国外产品，所以其结果将和他们的初衷正好相反。

　　我国知识分子素来赞同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理念。但具体到现代科技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异常问题时，有些人怕得罪有利益的人或者在恶势力面前怕“惹事”。如果理智和懂行的都不说话，一方面机会主义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反智主义强大到逐渐掌握舆论，以转基因问题集结的反智主义势力，可能不会就在这一件事情停止，以后可能不断成为我国发展的障碍。

　　对于转基因，我们需要提高媒体质量，建立科技和民间良性讨论和对话的平台;我们必须建立机制，严格审核每一项影响环境和人体的项目，包括转基因食物及其来源植物栽培;我们需要摒弃渗透到中文媒体的反智思潮。

　　限制投机、回击反智，有利于我国新型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新技术在产业的安全应用。

　　(原题为《警惕“投机”和“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