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科学家岂能“明星化”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在传播媒介高度发达、手段日趋多样、内容明显商业化与娱乐化的今天，“科学家明星化”成为新的社会现象。为了获取名利、好处，有的科学家通过媒体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包装、炒作，任意夸大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等级，“重大突破”、“国内领先”、“世界一流”之类的顶级修饰词脱口而出；有的科学家热衷于在各类媒体上频繁抛头露面，对不属于本专业领域的热点话题也敢于品头论足；还有的科学家利用自己的专家头衔参与市场营销活动，为企业产品做广告、充当形象代言人……

　　对此，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鸿生认为，那些被包装、炒作的科学家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心态，其行为准则很容易偏离科学的规范。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罗以澄认为，以娱乐化或政治动员的方式“造星”，容易使科学家庸俗化，媒体、政府和公众切勿在“科学家明星化”的现象中推波助澜。

　　王鸿生：对科研成果价值和水平的评价，需要专业性判断，还需要实验验证和时间检验。利用大众媒体对科研成果进行过度包装和炒作，用科学语言来讲，完全是一种“无效”和“冗余”的行为，不但不符合科研成果发表的传统、方式和规范，还有可能把本来有一定价值的科研成果扭曲为哗众取宠的理论和学说。此外，任意夸大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等级，在科研成果面前模糊人我界限、写文章时不分“人言”和“己论”的做法，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不符合科学家求实求真的职业基本要求。

　　罗以澄：真正的科学家是那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造福人类的人。科学家声誉的建立，应该靠扎实有效的研究工作进而取得科学界公认的成果，就像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大家”。那些喜欢经常在新闻媒体上露脸，到处游走演说的“明星科学家”，在科学界同行中并不见得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更不用说利用媒体对科研成果进行包装、炒作，任意夸大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等级了——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违背学术道德的。因此，这样的科学家即使拥有真正的学术成果，综合其社会表现，也不能算合格的科学家。

　　罗以澄：搞科研获得成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真正的科学家应该耐得住寂寞，多考虑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如何，少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在我们国家，有太多科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他们的勤奋、奉献、求实、创新，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的名字与贡献自然会被历史和人民所铭记。现在，有些科学家耐不住寂寞，一两天不上电视就感觉浑身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虚荣心膨胀，另外，还涉及利益问题。现在很多工程，比如桥梁、道路出问题，很多都是专家不负责任造成的——明知道工程有问题，论证和验收的时候却因为拿了好处昧着良心签字。

　　王鸿生：我当年在职读博时，老师彭明经常讲范文澜先生的治学格言：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体现了一种学术精神。钱学森、黄昆、王选等著名科学家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却一生为人低调、淡泊名利，他们才是科学天空中真正的明星，他们的事业也将与世长存。现在许多靠媒体包装出来的“明星科学家”，严格来讲都不过是“流星”而已。流星当然也很美丽，但只有瞬间的光亮。相比而言，那些耐得住寂寞的科学家的事业才拥有永恒的色彩。

　　王鸿生：在古代和中世纪，炼金术士或炼丹道士总是身处深山或密室，其活动“与世隔绝”，成果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代以来出现了科学实验室，但“隔行如隔山”，不同专业的科学实验室仍存在“一墙之隔”。今天有了多种信息传播渠道，在科技前沿探索的科学家如果有机会、有条件、有意愿把自己掌握的科技信息传播给公众，确实有助于公众理解科学，而这也是科学家的一种义务。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技信息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明星式的公众人物。

　　罗以澄：当前，媒介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影视、文艺、体育明星的宣传铺天盖地，加剧了全社会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了负面导向作用。钱学森、袁隆平这样的大科学家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恐怕还比不上“超女”。无论是“神舟”上天还是“蛟龙”下海，这些大工程的背后，都有一大批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大力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对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没必要用娱乐化或政治动员的方式，刻意把科学家打造成“明星”，那样反而会令科学家庸俗化，容易引起公众的不信任与反感。

　　王鸿生：科学家做出成果之后的社会承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在还未做出科技成果的阶段。因此，对于被媒体包装、炒作的“明星科学家”而言，往往面临着很大的学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科学是探索性的事业，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探索时期需要专注，成功之后还须保持低调。一般情况下，那些被包装、炒作的科学家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心态，其行为准则很容易偏离科学的规范。因此，这类科学事件很像一幕“闹剧”，最后也往往不会以科学的方式收场。前苏联时期的“李森科事件”如此，近年韩国的“黄禹锡事件”也是如此。但相比而言，李森科本人完全是有目的地利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排斥学术异己；黄禹锡则是为了“顺应”民众冲击诺贝尔奖的强烈愿望，在学术上采取了一些造假行为，并借助媒体的炒作获取了大量科研资助。对韩国政府和民众来说，这些科研资助本来就是为了成就一个“民族英雄”，可没想到的是，这个“英雄”的业绩有太多的水分。

　　罗以澄：从某种程度上讲，黄禹锡是一个科学家被明星化的牺牲品，韩国政府、媒体和公众将他捧为“最高科学家”和“民族英雄”，结果将他推到了科学造假的悬崖边上。不可否认，在我国也有类似现象。例如，我们同样习惯于为科学家戴上各种耀眼的头衔光环；有些省份和高校打着尊重人才的旗号，举全省或全校之力打造学术明星、申报院士，以扩大地方或单位的社会影响力，为领导者的政绩加分，甚至不惜采取违规造假的方式——这种“造星”运动尤其不可取。

　　罗以澄：现在国内媒体报道科学家，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比如报道科学家，关注的不是他的学术，而是他的头衔和婚姻。媒体这种纯粹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噱头的娱乐化报道方式要不得，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公德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媒体完全可以多报道一些热心于科普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科学家，这样也可以促使科学家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王鸿生：科学家明星化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可能扭曲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媒体炒作“明星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媒体行业的一些标准过分地延伸到科学领域，此举无疑是在拿媒体宝贵的公信力去“赌博”。媒体在反映社会现象时，对其他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应该有所了解和尊重，不但要有准确的切入点，还要划定底线。具体到科学和科学家的报道，就是在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前提下，把握好报道的角度和宣传的程度，多发掘客观层面的东西，在主观评价上要留有余地，要充分体现出媒体对受众判断能力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