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代表作”制度挑战学术评价市场逻辑

　　中国学术界缺乏的正是由学者信誉认可带来的晋升可能。这也是复旦大学把人事学术晋升权力由学校下放到学科，以求减少行政干扰、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的初衷。

　　仅凭一两篇有价值的论文，不论是否在“权威”和“核心”杂志上发表，就能获得大学教授参评资格？以前这仅是天方夜谭，如今复旦大学推行的“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打破了正教授候选人必须有10篇核心期刊论文（至少2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刚性”要求，有望把年轻教师从埋头苦熬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文章数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对于年轻教师是福祉，对于复旦的学术圈亦然。或者说，复旦正在尝试着把人事学术晋升的权力交还给学术共同体，还学术以追求高质量的本来面目。

　　由于古文字学列入权威级别的学术期刊特别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郭永秉差点因缺一篇权威刊物文章，与副教授晋升失之交臂。

　　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历史系教师张巍，因学科需要多国语言基础、大量原著阅读量，发论文的周期比一般学科要长许多，只好对晋升抱着“打持久战”的态度。

　　自2010年新制度推行以来，他们都成为复旦“代表作”学术评价的受益者，前者晋升为中文学科最年轻的副教授，后者最年轻的教授头衔刚刚被打破。

　　复旦此次推行的“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鼓励学校和院系制定的学术标准难于判别的、个别真正优秀的文科申请人，自主向学院提交1～3篇代表作。通过学院学术评估后，由学校随机选择5位校外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学者，匿名对申请人是否“真正优秀”、“能否破格”、“是否胜任”等问题进行学术评估，并最终决定是否同意候选人参加高级职务竞聘。

　　大学里的很多改革，几乎与“创新”分不开。然而，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周亚明则表示“代表作制度不是一种创新，而是一种回归”。这是一种怎样的“回归”？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的CSSCI文章很少，以量考核对推动国内文科学术水平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如今，我国的论文数量已位列世界第一，相形见绌的是科研论文的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之后。

　　“高级职称是一个指挥棒，现在只是回归到对一个教师的正常评估——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周亚明说。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学部主任俞吾金教授指出，真正的代表作应该在相应的研究领域里，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出“实质性的推进”——提出了新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论据，引入了新的观察视角或论证方法，提出了前人尚未想到的新的、意义重大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了前人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等等。

　　“真正的‘代表作’其灵魂是创新。”俞吾金说，“代表作制度的实施正是要避免低水平重复式作品的量产。”

　　民国时期，在梁启超的力荐下（一说吴宓），陈寅恪以“三无”（无名望、无大部头著作、无博士学位）的身份，被破格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而如今，鲜有因学术顶尖人物推荐，或在重大学术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而被破格提拔为教授的情况。

　　中国学术界缺乏的正是由学者信誉认可带来的晋升可能。这也是复旦大学把人事学术晋升权力由学校下放到学科，以求减少行政干扰、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的初衷。

　　“我们是学术共同体，心中有一杆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候选人送出外审作品，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声音，需要传达出去。

　　“代表作制度产生的最大效应是对学者的评价由外在进入内在。”孙向晨表示，如果只是靠比较几本书、几篇刊物文章，中国的学术将很容易陷入唯利、唯名的怪圈，因为一些外在的、形式化的指标，完全可能出现事实上没有达到教授的标准，但外在条件却远远达标的人。“要打破怪圈必须重视学术同行的评价，逐渐形成高端学术的口碑，更重要的是要带动学术圈的良性循环。”

　　在他看来，代表作制度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保障是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自律。学术共同体首先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其次要有很强的荣誉感，珍惜学术共同体共同的学术财富。此外，学术共同体对于同行的评价是一种恪尽义务的表现。

　　作为一些国际杂志社、境外大学的外审人，许多情况下孙向晨纯粹是尽审稿义务，不收或仅收较少报酬，并要客观地给出评价。“事实上，能尽审稿义务，学者应该视作一种荣誉。某某刊物、大学的审稿人也是学者学术地位的一种象征。”

　　然而，即便外审专家用心审稿、评价，也难免存在不敢轻易说低他人论文的人情审稿现象。“为了减少外审中人情干扰，人事部门作为第三方力量，可以在确保公平性问题上发挥作用。” 孙向晨说。

　　复旦采取的做法是外审人与候选人实行“双向回避”，先由候选人提出3个应回避的审稿人，人事部门在避免学术近亲的基础上，随机选择5位本学科高水平的校外专家。在审查过程中，外审专家遇见与之学术观点有争论的文章，还可以主动回避。

　　一位专家从事外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他最擅长的是古希腊哲学，假如把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材料让他审，也算专业对口，但其评审可能不如专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那么深入。俞吾金的担忧，也是复旦挑选外审专家遇见的棘手问题。

　　在孙向晨看来，建立专家库不能单纯地参考国家现有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进行，应该尽量有较准确学科定位，另外文科专家库的挑选应该放眼整个汉语世界，尽可能将港澳台专家、国外的华裔专家、汉学家收录进来。

　　据悉，复旦目前采取部分院系上报、部分人事部门挑选的方式，文科专家库已收入了1000余名专家，并处于不断滚动调整当中。复旦今年打算将代表作制度推向理科，而理科专业许多顶尖的学术在国外，未来能否克服审稿周期长等问题，将专家库的覆盖面铺向全球，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目前，国内除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试行代表作评审制，当未来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代表作制度的行列，选择外审专家的生态机制是否会发生改变？如何确保选择的精确性？

　　俞吾金认为，每年同时申请职称晋升的人并不多，外审专家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压力或负担。关键在于外审专家一定要出于公心，本着极端负责的精神进行审查。

　　孙向晨表示，如果中国高校大规模采用代表作制度晋升，同等级或同类型的高校相互评审比较合适。每所大学的评审标准不同，倘若地方院校均按照北大、复旦的评审标准，显然无法进行；同一类型的高校彼此间较易了解对方的学术进展、学术地位，互评更能增加科学性。他同时提醒，切忌陷入盲目追逐大牌专家审稿的局面，因为即使是学术顶尖的专家，也是术业有专攻的。

　　自复旦推出代表作制度，不少人对该制度拍手称快，他们认为遏制学术论文发表索取高价版面费，逐步取消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在CSSCI上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减少在论文写作中出现的剽窃现象和雇佣枪手写作——这些都是不久的将来代表作制度延伸开来的“周边效应”。

　　然而，代表作制度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一所试行类似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的大学相关负责人就以“开展效果不明显”，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教授指出，在以数量论英雄的科研管理评价的大氛围下，采用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可能会影响到学校和学科作为整体的指标评比。例如，教育部高校评估、一级重点学科评估等都仍然采用重数量的标准。如果代表作制度导致SCI、CSSCI文章数量下滑，校方必然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

　　中国的大学正处于激烈振荡期，并不是每一所高校都有改革的底气，尤其是在教育部严格管理的地方院校。事实上，复旦在推行代表作制度的同时，原来以量晋升的标准也仍在延用。

　　“复旦代表作制度对科学研究的导引非常好，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做法有助于促进高校整体氛围由普遍的盲目繁忙向适度悠闲转变，促进高校研究者由小问题的研究转向核心、关键问题，对于促进大学创新、培养未来的大师具有哲学意味。”卢晓东说，“不管怎么说，复旦改革的勇气值得嘉许，其他高校应当反思现有的科研评价中简单的市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