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静晨院士：时代呼唤战略科学家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会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10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目前，无论从国际看还是从国内看，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还是从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看，我们都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既要认清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又要正视挑战、迎接挑战、战胜挑战。作为一名院士级专家或高级科技工作者，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身上的使命和担当，不仅要当好本学科领域的领军者，还要争当一名战略科学家。“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将朝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

　　什么是战略科学家？目前都还停留在称谓和概念上。我想，简而言之，可以有两种表述和界定：一是战略层面的科学家，一是科学领域的战略家。应该说，这两方面意思兼而有之，但我更倾向于后者。作为与战役型科学家、战术型科学家相比较而存在的战略型科学家，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即能够站在时代发展最前沿，着眼拓展和维护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对研究对象的“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有一个整体掌控，形成具有科学内涵的战略思想，并用以指导科技实践，最终实现之。战略科学家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准，既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在洞悉学科专业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

　　时代造就英才。在长期的科学技术实践中，我们国家和军队涌现出许多战略科学家。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上，第一个被推上璀璨领奖台的朱光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获此殊荣，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美国著名学者科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写道：“如果说在某个领域里，通才比专才更为可取，那个领域就是战略。”朱光亚既是专业领域的专才、大师，更是战略领域的通才、帅才，无论是深邃的战略智慧、超前的战略思维、准确的战略预测，还是科学的战略决策、独到的战略管理、厚实的战略修养，都堪称世界一流。在他面前，我们高山仰止，感觉自己很渺小。朱光亚是中国工程院老院长，是科技之帅、国之功臣、人之楷模，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工程泰斗，更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为国家的安全和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国家和军队来说，不能没有战役科学家、战术科学家和其他科技工作者，但更需要战略科学家。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党和人民的期待。

　　造就更多像朱光亚这样的战略科学家，是战略问题的地位作用决定的。战略一词最早是军事上的概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苏联军事学者洛莫夫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军事上的革命》一文中说：“战略是军事学术的最高领域。”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略论》一书中强调：“战略是取胜的关键。”到了现代，战略一词逐渐从军事方面引申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其含义演变为泛指全局性、长远性的谋略、方略和策略。但不管如何引申演变，战略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丝毫弱化，而且越来越凸显出来。道理很简单：与战役、战术相比，战略更具有根本性、统领性和决定性。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战略在空间上具有左右全局的功用，二是战略在时间上有高瞻远瞩的意蕴。为什么要把战略称作“最高领域”、“取胜关键”，道理就在这里。

　　造就更多像朱光亚这样的战略科学家，是实现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以苏联解体特别是“9·11”为标志，世界的安全和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战略战争逐渐显现。法国军事理论家博福尔早在其1963年出版的《战略入门》一书中就预言：“大规模的战争和真正的和平将一起进入坟墓。”

　　所谓战略战争，并不排除局部战争，但更多的是指大国利用最新科技成果，为达到一定地缘政治目的，针对特定的对手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时间跨度大和空间领域宽、以“不战而胜”和“战而胜之”等多种手段交叉使用的新式战争中，文化的、科技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诸多因素，将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其综合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前所未有。这种形态的战争，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比拼、国家意志的较量，更是战略智慧、战略思想的对决。这对作为国家科技领军人物、肩负着国家意志和安全使命的两院院士的战略思维，提出了更高要求。战略科学家，其要义是战略，核心是安全，载体是科技。打造一支战略科学家队伍，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提供更多高水平的战略咨询，从而提升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领悟和实现国家战略意图，从而提高国家安全战略执行力。就拿国际医疗救援领域来说，有了战略思考，就能站到时代制高点，深刻领会和把握国家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从而高屋建瓴地打开思路、谋划工作，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国际医疗救援力量建设创新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争当朱光亚这样的战略科学家，需要从多方面努力，但关键是树立和强化与战略科学家要求相适应的意识。

　　一曰战略思想意识。战略科学家首先要成为战略思想家。中国自古以来盛产战略思想，孙子和毛泽东就是古今战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战略思想的形成和改变，取决于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的现状和发展，又对这种现状和发展以巨大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思想的威力决定安全战略的结局。一个没有战略思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支没有战略思维的军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一名没有战略头脑的科学家，是不会有重大建树的。作为国家级战略科学家，必须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善于从战略高度思考学科发展远景、协调学科发展方向和实施学科竞争策略，这样才能在世界科技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二曰时间窗意识。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个空间很大又很小。着眼未来、争取时间是战略科学家的基本出发点。科技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历来与速度联系在一起，何况我们正面临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带来的巨大压力，只有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才能实现弯道超越，不断缩小差距。如果不与时间赛跑，不与对手赛跑，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甚至丧失发展的战略主动权。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了中国15年科技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现在离这个时间节点不到9年。时间不等人，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感，努力使科技发展速度快些再快些。

　　三曰方法论意识。方法问题至关重要。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毛泽东把方法形象地比作桥和船，认为“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从哲学上说，方法无非两种，一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一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前者是科学的方法，后者是错误的方法。对于科技工作来说，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探索比探索出科学的结果更重要。科学家在战略思维能力上的差距，不仅是在世界观上拉开的，而且是在方法论上拉大的。在学科建设上，只有把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结合起来，坚决摒弃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研究问题的方法，才能使主观与客观相符，从而取得决定意义的重大进展。

　　四曰善于学习意识。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里所谓的知，是指了解把握各种信息。知的基本途径就是学习。但要看到，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科技信息量成几何级数增长，信息的无限性与人脑生理细胞承载的有限性构成很大的矛盾。即使人脑可以承载，也有一个接受时间差问题。人们常常在惊喜于获取了某种新知识的同时，突然发现这种知识其实已经过时。于是，学不完、学不到、学不起的焦虑纠结着许多同志。由此看来，善于学习比勤奋学习更可贵，筛选知识比掌握知识更紧迫，有时不学就是一种学习。我们不妨对学习内容进行结构性调整，区分需要精通的、熟悉的、涉猎的和可以忽略的4个层次，着眼战略思维，有选择、有重点地获取信息，这样才能使学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学习科学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引领学科建设的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