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人才成长之门：与时代同行的高考改革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不能不回望高考。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曙光普照中国大地；

高考人才选拔机制，为改革开放注入生机勃勃的人才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巨变的关键动力之一；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逐步推开，牵引教育综合改革“发动机”持续运转，写就一份份浸润着改革精神的时代考卷。

知识改变命运：重启高考大门 拉开改革序幕

1977年8月初，还在安徽基层蹲点的程秉谦，忽然接到通知，要立即赶赴北京参加会议，“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匆匆出发了”。

如今已87岁的程秉谦说，当时的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会议，开启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

在这场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明确支持。随后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确定恢复高考。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知识改变命运”的号角，从此响彻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与改革的时代潮流交相呼应。

作为安徽省最早的高校招生负责人，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程秉谦每天都忙于接听咨询电话。在他看来，这些频繁的电话背后，是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是基层为社会输送知识人才的渴望。

恢复高考，不仅恢复了知识的尊严，重新肯定知识的价值，也是撬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杠杆”。

持续40多天的招生工作会议，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第一次破例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从主张恢复到正式考试，不断破例彰显着恢复高考、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决心，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最好例证。

“高考确确实实撬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影响极为深远，不仅仅是对考试制度的恢复，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把手，用一个杠杆撬动整个社会变局。”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由此改变。

“我们的前途就这样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1977年，21岁的赵政国还是湘西山沟里的一名车工，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转折就发生在高考。1978年，赵政国走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近代物理系77级学生。多年过去，他不仅自身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还培养了多位高能物理领域的优秀年轻人才。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从此恢复正常，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人人皆可成才：为改革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不论家境不论出身，人人皆可成才，正是高考的公平所在。改革开放40年，通过高考这扇大门，亿万莘莘学子迈入高等教育殿堂，毕业后为国家奉献智慧和力量。

在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理科楼里，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年少的他为减轻家中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因为家境贫困，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张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从此开始探索数学的奥秘。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他笑着说，那一年数学最难，他“占了便宜”，全省平均分仅40多分，他考了108分。

多年后，作为数学科学学院学术带头人，张平文在复杂流体、移动网格方法及应用、多尺度算法与分析等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所带领的科学与工程计算系经过近20年发展也已枝繁叶茂、人才济济。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至1980年3次参加高考，最终考入北大。“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将不会有机会走进北大，在知识的世界遨游。”他说。

“高考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2009年，上海考生邵子剑参加高考，那一年正值梅雨季节，“天气又闷又热”。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后，邵子剑和同学发起“言传远疆”在线教育项目，为南疆数所合作小学的数百名小学生提供远程汉语教学。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高考还是比较公平的一场考试，因为在考场上，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他说，“如果没有高考，我或许不能感受这样宽阔的平台和多彩的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认为，高考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项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刻影响。

刘海峰介绍，恢复高考后3年入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5，规模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0%增长到42.7%，中国正在快速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考运与国运相连，高考制度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

“高考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科学、思想、法律等各领域的改革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程方平说，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国仍需冷静总结历史经验，针对问题继续探索制定更为科学的高考制度，“这是一项关乎民族未来发展及国家竞争力的严肃课题”。

与改革同行：向着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不断推进

2018年6月5日，17岁的上海考生顾昕伟和同学们一起来到校门前合影，定格他们的青春记忆。再过两天，他们就要迈入高考考场。

“和爸爸妈妈、师兄师姐一样，高考将成为我们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的高考其实早已开始，而不仅仅是这两三天。”顾昕伟说。

作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首批试点省份之一，上海的学生除了参加语文、数学、外语3门传统高考科目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不同的科目组合，进行“选课走班”；外语考试一年两考，择高分计入成绩；贯穿高中学习生涯的“综合素质评价”也在高校招生中参考使用。

事实上，作为我国的核心教育制度之一，高考制度不仅为改革开放选拔出优秀人才，其本身也在国家发展中不断进步，在人民期待中不断前行，在4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实践着改革精神。

从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到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再到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高考制度在恢复之后一直处于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始终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作出完善。

目前，以上海、浙江为代表的改革试点正在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方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为全方位考查考生的特长和潜质，一些高校在自主招生中力求为考生提供“一个舞台”，而非“一张考卷”。

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考场，“漫画图解对想象力是促进还是抑制”“谈古诗词中的物理现象”“产生酸雨的原因及危害”“食品中的增塑剂与人体健康”等富有思辨、贴近生活的灵活考题，让那些善于思考、注重知识积累的考生感到“过瘾”，成为展现他们综合素养的平台。

“改革高考制度，也倒逼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改革，让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更加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看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从过去的资源驱动、劳动力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模式，需要选拔培养侧重基础研究和强化高技能的两种人才。

“与改革同向同行，高考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红利。”夏学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