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40年！“试管婴儿”的奇迹、突破、争议、反思

　　2018年4月，《Reproductive BioMedicine》期刊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A demographic projec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to world population growth”的文章，评估了辅助生殖技术对于世界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数据显示，到2100年，借助体外受精技术（in vitro fertilisation，IVF）诞生的人数可能将达到全球总人口的3.5%——约4亿人。

　　把时间轴拉回40年前——1978年7月25日晚上11点47分，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顺利出生。这一小生命的成功诞生被媒体誉为“奇迹”。

　　40年后，路易丝•布朗生活健康快乐，已经当了妈妈。她位于“试管婴儿”道德争议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上数百万不孕不育家庭的希望灯塔。

　　科学突破

　　为庆祝路易丝•布朗40岁的生日，伦敦科学博物馆于近日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IVF: 6 Million Babies Later”，旨在回顾这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从令人沮丧的早期研究、首例婴儿的出生到当下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路易丝•布朗的成功诞生离不开一群科学家们的努力，包括试管婴儿先驱Robert Edwards、研究助理Jean Purdy、妇科医生Patrick Steptoe。

　　Robert Edwards是首个对人类卵细胞进行人工受精的胚胎学家。2010年，因为对体外受精技术的开创工作，Robert Edwards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成果为全世界不孕者带来希望，是现代医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Jean Purdy成功培育了胚胎，即后来的路易丝•布朗，且是首个解析人类早期囊胚发育的科学家；Patrick Steptoe利用腹腔镜取卵、让精子获能，推进了体外受精的顺利完成。

　　在路易丝•布朗出生的前十年，科学家们共从282名女性那里收集457个卵细胞，并由此获得112个胚胎，试图进行了5次怀孕，但是一直未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研究团队的实验记录本上，有一页记录着“16个中有12个有异常”。在当时，民众对这一技术的怀疑很普遍。

　　但是，坚持不懈总有回报。路易丝•布朗的健康出生让所有人看到希望。

试管婴儿先驱Robert Edwards（图片来源：诺贝尔官网）

　　技术发展

　　40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历经3次变革：一代试管婴儿技术（IVF-ET）针对女性不孕，解决了卵子问题；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SCI）针对男性不育，解决了精子问题；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S/PGD）是在一代、二代基础上真正实现了胚胎的择优选择，可以筛选出一个没有染色体疾病和遗传病的胚胎进行植入。

　　传统的试管婴儿在经历一系列检查之后，女性需要经历促排卵治疗，医生会同时采集精子和卵子，然后在体外完成受精过程（根据不孕不育不同的原因，选择一代或者二代技术）。受精卵发育成胚胎，选择其中发育良好且正常的胚胎（其余冷冻保存）进行移植，进入母体子宫。

　　这是一个周期，不少不孕不育家庭将生育下一代的希望付诸于此。有亲历者表示，相比于激素以及各种繁琐的检查、手术，更糟糕的是受孕检测的漫长等待和多次尝试，这背后是情感、身体、经济的多重投入。

　　中国现状

张丽珠教授与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合影

　　在中国，不孕不育同样是一个关乎民生健康的重要问题。依据《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病率在 12.5%-15%，患者人数超过 4000 万，这意味着8对夫妇中就有1对患有不孕不育问题。

　　1988年，“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先行者” 张丽珠教授克服重重难关，成功培育了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是国内现代生殖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同年6月，我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在中信湘雅医院诞生。1995年2月，我国首例冷冻胚胎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出生。

　　目前，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各类辅助生殖技术已成为很多患者生育下一代的希望。中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有451家，每年约有10万试管婴儿出生。随着二孩政策的推动、高龄产妇的增加，我国辅助生殖产业需求正呈扩大趋势，特别是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正得到快速发展及应用。

　　写在最后

　　市场、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辅助生殖领域也一直备受争议，对于人类克隆、“设计婴儿”（胚胎编辑）的关注经常成为头条新闻。此外，旨在阻断线粒体疾病遗传的第四代试管婴儿（三亲试管婴儿）技术同样面临着较大的安全和伦理顾虑。

　　路易斯•布朗的出生让科学家们兴奋也谨慎，随后他们制定了“14天准则”——在实验室中观察人类胚胎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周，这一规则旨在限制人类胚胎的体外研究。但是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在技术上近乎于打破这一界限。关于这一原则是否该修订，已有探讨之声。

　　随着科学的进步，未来势必会有更多的学者去尝试、突破不可能。或许，届时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这些界限最初是如何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