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闯出多少空间

　　 开放合作，对我国科学家来说并不陌生，这是科研工作中的必然活动。但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不同的是，我们正在从跟在别人身后的“学生”，成为并肩而行的合作者甚至主导者，合作空间也更宽广。开放合作与科技创新发展的关系，也正从“被动跟随、服务辅佐”转变到“主动布局、支撑引领”。

　　国际科技合作已成为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我国科技强国能力的关键因素。未来10年，是开放合作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如何能够抓住时代机遇，进行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找准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问题与出路，方能闯出一番天地。

　　走出去：蹚出新路

　　“在我们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主要是‘走出去’，在寻找国际合作机会的同时，更多是跟踪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经验。”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对《中国科学报》表示。

　　王贻芳表示，底子薄、经验不足等原因，曾使我国在国际合作中处于被动局面，“但大部分事情不可能等所有条件都完备再去开展。我国高能物理领域的人、设备、经验，都是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等这些起初看似条件不具备的科学项目中，逐步到位、成长起来的”。

　　随着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愈发显著，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走向世界科技舞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有50多位院士在7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主席等重要职务。

　　“国际间的科技互动，已经从曾经‘一边倒’式的主动谋求演变为应邀参与，更多的是双方的联合行动与比肩攻坚。”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长黄政仁表示，“走出去”不仅使我国科学家更加贴近科学前沿、贴近合作伙伴，使我国科研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也使我国成熟技术有机会在海外转移转化，得以造福人类。

　　在各位受访者心目中，开放合作是当今学界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人类健康、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外层空间利用等领域的课题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全球科学技术界共同应对。

　　以天文领域为例，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武向平表示，30米级口径光学望远镜、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现在的大望远镜工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承担起的”。

　　同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科技力量又“蹚”出了一条新“丝绸之路”。

　　引进来：实力“圈粉”

　　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得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所研究员约翰·斯彼克曼，为在中国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辞去了英国阿伯丁大学专职职务，带着全家来到中国，今年已是第7个年头。

　　曾经，外国专家多为被动参与我国科技活动。而加强开放合作，不仅在于硬件投入、政策红利，更有赖于科研环境的优化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如今中国科研环境越来越好，国际创新合作为什么不选择中国？正所谓实力“圈粉”。

　　对王贻芳来说，感受最深的变化，是国际科技力量在我国大型科研项目中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在大亚湾和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国际贡献分别超过30%和10%，外方总金额都超过千万美元。“这表明我国项目的科学吸引力增加了，更显示出我国大科学项目管理及国际合作水平的显著提升。”

　　国际科技合作是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方式。由于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武向平是国际合作的先行者，他牵头在新疆天山建起的大型低频射电望远镜阵列21CMA已经运行十多年，此项目延拓的低频射电探测宇宙射线和中微子技术，吸引了法国、荷兰、德国等50多个国家参与合作。

　　不过，早期却也经历过合作破裂。“曾有合作方要求把数据中心建在国外，可是我坚持数据要留在中国，然后对方就不跟我们合作了。”可以想见，其中争执不会像武向平讲得这么波澜不惊。

　　武向平提出：“现在中国科研经费较之以往充足了，我们不排除少数合作是冲着钱来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任何国家和团队都会珍视自己的资源和研究成果，因此开放合作也要有原则，我们应当为国家创造更多有利局面。”

　　再深化：宜放眼量

　　根据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我国的国际科研合作中心度从“十一五”时期的全球第10位上升到“十二五”时期的第7位，全球科研合作规模由第6位上升到第4位。中国科技力量的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升。

　　未来1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国际科技合作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王贻芳提出，国家政策鼓励科学家、科研机构参与、牵头大科学工程，“我们现在能发起亿美元量级的国际大科学项目，要争取10年以后能发起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自成立起就非常重视国际合作，今年初，该所推荐的美国材料物理学家朱溢眉获得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黄政仁认为，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相比之下，相关政策、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进步还略显缓慢，比如财政性科技经费跨境使用的问题暂未得到解决，而这对实现国家级科研机构“走出去”，建设海外分支是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部分科研机构来说，目前的情况仍然是资源带动任务，很多时候合作基础并不充分。这样的合作容易碎片化，难以产出有影响力的合作成果。”黄政仁还提醒，进入合作的实质性阶段，最可能产生争议的是知识产权分配，“涉及海外创新成果归属等一系列新的法律条文还不能满足需要”。

　　对此，黄政仁建议，建设一支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素质法务专员及咨询顾问团队。“国际合作的知识产权工作需要专门人才，要能够从国际化的角度为对外合作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树立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