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计划出炉

日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下称《行动计划》）。在8月2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司司长周远波表示，到2025年，营造和修复红树林面积18800公顷。

此外，《行动计划》提出了7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将现有红树林及适宜恢复区域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清退现有自然保护地内的养殖塘并新建一批红树林自然保护地等举措。

《行动计划》设立的营造修复面积是怎样的目标？保护区内的养殖塘清退又有何意义？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红树林生态与管理课题组的研究人员。

目标“降下来了”

红树林作为一种重要的湿地类型，对维持生物多样性、防风消浪、固碳、净化水体均有重要意义。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茂密的红树林让印度渔村瑟纳尔索普的住户免受侵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2014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红树林湿地年固碳量为700万吨。

根据《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到2025年，全国红树林营造和修复总面积将达18800公顷，其中，营造红树林9050公顷，修复现有红树林9750公顷。

“总体上比较接近实际”，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文卿表示。

根据先前的《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2016—2025年)》，红树林人工造林面积为48650公顷，其中前期安排26758公顷，后期安排21892公顷。但王文卿告诉《中国科学报》，实现该目标的一大瓶颈是“没有那么多地”。

完整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包括有林地(通常所指的红树林)、滩涂、潮沟和浅水水域。保护修复工作也应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为准绳。如果将红树林外的滩涂都种上树，不仅树难以成活，滩涂原本的生态功能也会受影响。

王文卿表示，基于前期论证调研，《行动计划》的制定充分听取了有关专家建议，确定的保护修复目标更切实可行。

《行动计划》中，按地方年度红树林造林合格面积的40%，自然资源部会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王文卿表示，这对提高地方红树林保护与修复积极性非常有好处，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红树林修复的重视程度。

可持续利用仍须关注

王文卿还提到，按科学修复原则，《行动计划》转变了增加红树林面积的主要方式，侧重点从先前的滩涂造林转变为保护区内的养殖塘清退。粗略估算，我国红树林保护地内的养殖塘总面积接近1万公顷。

“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王文卿表示，有些鱼塘在成立保护地以前就存在，个别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的鱼塘还被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此类养殖塘的清退还未有先例，相关技术问题、补偿金、养殖户转岗等问题需要考虑如何解决。

此外，王文卿强调，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还应注重可持续性，将红树林修复与生态养殖、生态旅游等结合，将“绿水青山”及时转变为“金山银山”。

《行动计划》还将外来物种入侵作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对此，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张宜辉表示，这一举措是基于对中国红树林现状的准确认识。

“滨海湿地是单位面积上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类型，也是极易被外来生物入侵的生境类型。”张宜辉介绍，互花米草自1979年入侵中国以来，在我国沿海所有省份均有分布。在东南沿海，也就是我国红树林分布的主要地带，互花米草正在逐步侵占原生红树林，形成跨9个纬度的交错带。

张宜辉表示，生物控制法是国内处理互花米草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在明确互花米草入侵特性的前提下，利用红树植物替代互花米草。开展有害生物调查和风险评估及防控、建立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及风险管控机制等内容也被列入《行动计划》中。

管理培训亟待补缺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缓慢，其保护修复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以张宜辉等人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为例，探究近20年来“草进林抑”现象的过程和机制需要长时间、大范围地野外观测和对比研究。

此前，为完成互花米草入侵种群最大规模的溯源，张宜辉等人从分子标记、种植园实验入手，逐步找到互花米草有性繁殖性状发生遗传分化和适应性进化的证据，并找出不同性状的适应策略。

尽管国内红树林面积在增加，但局部退化问题仍然突出。在某些地方，红树植物规模性死亡导致的退化时有发生，生物多样性下降、病虫害问题日益明显，污染、过度捕捞等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王文卿表示，生态修复关键是对症下药、做到精准修复。而明确红树林的退化原因，恰恰需要科学、长期的跟踪监测。

《行动规划》中，完善现有监测体系、掌握动态变化、实施修复全过程跟踪评估等被列为具体行动内容。王文卿指出，这些举措都是尊重科学的体现。尽快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与管理相关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是当务之急。

“目前不少地方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照搬陆地生态系统的模式，没有把握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特点。”王文卿表示，其汇总的40余个红树林修复设计方案中，大部分把“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作为修复原则，但具体方案中，“自然恢复”基本没有体现。另外，他还谈到，我国现有科研评估、经费投放、政绩评估等体系均不利于自然修复，“这使得我国红树林的自然恢复成效一直得不到正面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