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贫困度量标准应更加关注近贫和深贫问题

  在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尤其在当前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世界贫困程度、影响经济复苏之际，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社会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共同组织的中美专家研讨会在线上举行。

学者针对贫困、社会发展、福利救助等各个涉及民生领域的具体议题展开专业对话。

贫困的度量标准

中国农业大学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介绍，在反贫困战略方面，美国已经从发展与救助相结合的混合方法转变为以就业为中心的战略，而中国则从专注经济开发的扶贫战略到更加注重扶贫政策与其他解决不平等收入政策间的衔接和一体化转变。中国未来的减贫也将更加关注城乡一体化程度、城乡就业市场一体化、贫富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社会服务供给差异等方面的政策和战略。

李小云对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充满信心，但他同时也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标准会不断上移，扶贫减贫工作还将继续开展。

“2020年后农村扶贫需要由‘扶贫’向‘防贫’进行转变。提高贫困人口的生计韧性是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李小云说。

哥伦比亚大学康普顿基金会百年讲席教授简·沃德弗格指出，准确的贫困度量标准对于衡量政府减贫努力的影响至关重要。哥伦比亚大学团队使用了更加准确、全面和多样化的标准，对美国的贫困趋势进行重新评估，突破了以往贫困度量标准的诸多局限性。

“未来的贫困度量标准应更加关注‘近贫’和‘深贫’问题，即不仅要关注处于深度贫困的人口，同时也要关注那些刚刚超过贫困线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口。”沃德弗格说。

浙江大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表示，中国过去四年中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同的研究表明，无论使用哪种贫困线，自1978年以来贫困发生率一直在下降。基于对中国农村贫困程度和长期趋势的研究，李实指出，中国应采用相对的贫困概念和衡量标准，并思考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以减轻未来的相对贫困。

减贫措施多管齐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阐述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在中国扶贫中的作用。她提出，中国在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针对农村人口和无工作的城市居民设立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和公共财政补贴的基本医疗保险让贫困人口获得最大惠益，自2016年以来，这两个项目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已达到99%，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和人力资本投资方案多管齐下，相辅相成。

同时在2020年后，加强社会保护体系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计划没有很好地覆盖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及其家庭，二是贫困的老年群体和迅速老龄化的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老年照护挑战。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指出减贫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中国的减贫政策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政策。中国人储蓄较高，并在疫情期间储蓄有所增长，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储蓄更多进行预防，另一方面低收人群体则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障碍。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社会支出较低，约为2%，主要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在此背景下，甘犁借鉴2019年三位诺奖获得者的思想，引入相应的减贫措施，一是有条件的资金转移，二是工作激励。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瑞·萨克斯指出，有三种驱动力量影响了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即宏观经济驱动、社会人口驱动（比如由于种族歧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家庭结构等带来的影响因素）和公共政策驱动，中国扶贫的成功也伴随着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发生，但近些年医疗、教育的广覆盖使这些不平等逐渐减弱。而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发展速度的增长则要慢得多，且技术的变革和社会人口力量的存在使得人们收入差距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