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科学家：角色演变与困惑

　　不久前，一位青年学子，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抉择后，选择放弃科学这一在人们看来“很崇高”的职业。由此出发，很多人对职业科学家的角色进行反思与探讨，甚至发出“他错了，还是我错了”的痛苦质问。

　　在科学史学家、中科院科学史所副所长王扬宗看来：“科学演变成一种职业不过是100多年来的事，当代的职业科学家在从业目标，在对付出与回报的态度上，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对最高境界的追求

　　1952年，爱因斯坦也曾面临过一次人生选择：是出任以色列总统，还是继续当科学家?不久后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他来说：“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此前10年，1942年，爱因斯坦在为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中，对牛顿的一生作如下的评价：“只有把他的一生看做为永恒真理而斗争的舞台上一幕才能理解他。”

　　有人说牛顿的一生，是对科学最高境界的追求，而牛顿自己则这样形容道：“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牛顿时代的很多科学家的科学追求是没有现金回报的。”王扬宗说，“早期的科学家大多像牛顿，因对真理的热爱与追求，从兴趣出发探索真理和自然。”

　　对于科学家的职业化问题，以色列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中写道：“即使在西方科学的祖先古希腊，也没有科学家这一职业，古希腊社会把现代可以称为科学家的人，看做有特殊兴趣和技能的专家。”

　　“随着19世纪，科学教育在欧美大学的发展和专业学会的兴起。”王扬宗说，“科学家才逐步变成一个社会职业。”

　　最早的职业科学家出现在法国，在本·戴维看来，科学变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发生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国。德国在经历了一系列大学改革后，强调“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对科学家职业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到19世纪末，科学受到广泛重视和官方的鼓励，科学家开始公开进行科研与教学，科学变成一种专门化、职业化的工作。

　　“然而，早期的职业科学家人数很少”。王扬宗说，“因此，科学职业化早期，只有非常热爱非常优秀的人，才会选择并有能力从事这个职业。他们大多和早期非职业的科学家一样，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怀抱着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付出与回报

　　关于居里夫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一位朋友看见她把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的金质奖章拿给小女孩做玩具时，惊讶地说：“这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道：“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当有人劝他们向政府申请ZL权，垄断镭的制造时，居里夫人说：“镭是对病人有好处的，我们不应当借此来谋利。”

　　科学家的付出与回报，是科学社会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王扬宗解释说，按科学社会学的传统观点，知识是公有的，这与其他职业有很大不同，它要遵守与其他职业不同的一些规范，这种规范，被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归纳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主义。

　　对于早期科学家来说，履行这种规范似乎并不太难，而当科学彻底地职业化以后，当代的职业科学家，是否都能接受科学不能用来发财致富的规范呢?

　　而科学本身的特性，对从业人员却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王扬宗总结为：对真理的追求，对卓越的追求。“这两个追求对人的要求极高，相应也会带来极大的压力。”

　　同时，早期科学家对兴趣的追随，在科学职业化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南开大学社会学者叶继红表示：“科学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以来，科学家不再是社会的局外人，科学研究更多地和社会的其他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不再允许沉迷于个人兴趣，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因此，在兴趣被一定程度地杜绝，在极高标准的压力面前，在无私与公有的规范面前，王扬宗说：“有人选择逃离，是很正常的事。”

　　在采访中，香港大学科学政策学者余永贤说，常有学生找我商量，毕业后做什么，我让他们想三个问题：我对什么有兴趣?我做什么更擅长?我做什么对社会有贡献?在他看来，第三个问题，是应该最优先考虑的。

　　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

　　1931年，从小喜欢文科的钱伟长以历史满分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他数理化三科总成绩加起来还不到100分。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认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救国，便决定放弃兴趣，转而改读物理。

　　科学救国，是我国早期科学家从事科学的最重要的理想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的理工科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提升了我国的大学科学教育水平，组建了大批专业学会，“我国的职业科学家就是从那时起逐步发展起来的。”王扬宗说。

　　“文革”后，学理工科曾是很多学子的最热门选择。当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王扬宗看来，当时的热度，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文科受冲击很大，学好数理化，做一个技术人员，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职业。”

　　近50年来，随着科学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科研人员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断增长。伴随而来的是职业竞争与压力加剧。近年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增长，职业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多样化，为个人择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如今，中国基本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窘状，对中国科学家来说，“科学救国”的社会责任，已经转变为“科学强国”、“自主创新”的更高要求。从近些年来回国的留学生的心态上看，这种变化十分明显，一些归国留学生自言，他们选择回国，已经早不是什么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而是要实现个人的目标——甚至有些是在国外不适应的人。

　　从我国的科学体制上看，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一些人选择“逃离”加重了砝码。不久前，一位台湾学者说，中国大陆科学家的待遇与项目钩连得如此紧密，是有风险的。

　　很多人说，我们的科学被当生意在做，当一个科学家，不仅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还要会弄钱——至少要弄钱来养活自己。

　　因此，国内科学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论得最多的不是科学，而是如何拉关系、搞项目。这种局面也会使一些年轻学子望而却步。

　　学术是一个公认要“耐得住寂寞”的职业，从世界范围看，王扬宗说，发达国家很多人也在“逃离科研”，把枯燥的数理化留给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从长远看，“我们要习惯有人拒绝科学。”

　　一位1980年毕业的哈佛大学学生，在回忆他的职业选择时曾写道：在1977年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在一年级新生宿舍里，我反复思量：我应该主修什么科目?应该从事哪个行业?我有什么人生理想?我投身科学研究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不论是从事科学研究或任何职业，我还要面对一个重大问题：我从事科学这个行业，对人有帮助吗?我为什么要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