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生副研究员：我的科研之痛

吴亚生在四川盘龙洞进行地质考察

　　对于一个科学研究者而言，创新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过的自然现象，例如发现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发现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者创立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理论，如创立勾股定理、创立万有引力的计算公式。揭示和认识未知现象以求有所发现，是我们每天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一种本能！

　　我是一个从事古生物学、沉积学研究的学者，1994年被特批为中科院的副研究员。在至今的18年中，我一直探索，在洒下汗水的同时，也有所收获。

　　我得到的第一个值得记忆的成果，是建立定量计算亿年前全球海平面变化幅度的方法。

　　地质学家发现，从地球上有海水以来的几十亿年里，全球海平面一直在升升降降地变化着，正所谓“沧海桑田”。恢复这种变化的历史，特别是定量确定某个时期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幅度，自然成为地质学家的兴趣和使命。

　　遍查文献，你会发现人们找到了定量确定新生代全球海平面变化幅度的一些方法，但一直没有找到定量计算亿年前全球海平面变化幅度的方法。

　　在我找到的方法中，公式不复杂，原理也简单。最好理解的情形是，当珊瑚礁生长到海平面附近时会追踪海平面生长，即海平面上升多高，珊瑚礁就向上生长多高，不会超出海平面。在这种情况下，珊瑚礁的厚度就是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情况。

　　该成果于2002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因为不是国际SCI刊物，这个成果在评职称时是不被统计的。

　　我的第二个创新成果是发现了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存在大型海平面下降事件。这个发现的故事略显悲壮。

　　古生物学家已经确定，二叠纪末到三叠纪初（至今大约2.5亿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95%的陆地和海洋物种原因不明地突然消失了。对这次大灭绝原因的探索，特别是对这个时期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遂成为地学界热点。

　　英国学者魏格纳于1996年首先提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全球海平面是持续上升的，并由此引起海洋缺氧，导致了上述生物大灭绝事件。文章发表于著名的《三古》杂志。

　　但我在1999年对贵州二叠纪生物礁的研究中，在礁顶部发现存在一次大的全球海平面下降的证据，包括剥蚀面、干裂缝等。2000年我将成果写成论文投《三古》杂志，但审稿人是魏格纳及其支持者。他们提出只要我放弃存在全球海平面下降的结论，就可以发表。但我明确拒绝了，而且我相信，《三古》的编辑们会秉公办事，允许不同观点的发表。

　　但现实是残酷的：我4次修改文章，4次被拒。这篇文章直到8年后才在一份也算有名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这时其发表的意义已经大大下降。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类似证据已陆续在国内核心或SCI刊物上发表。

　　2006年，曾两次枪毙我《三古》投稿的那位英国人来我这里，给我看了国内某同行采自广西的标本和薄片，其上有海平面下降的证据。他表示认同我的观点，并让我把贵州的材料给他一起合作写文章，遭到我的拒绝。后来这个英国人以他学生为第一作者把广西的材料成文发表了。

　　我的第三个算得上是创新的成果是微生物岩研究方面的。

　　1999年，一个英国人在重庆附近发现了一种树枝状的岩石，他认为与现代的泉华相似，所以提出可能是微生物岩。同年，一个美国人在贵州发现了类似的岩石，提出是肾形藻形成了这种岩石。2003年，日本人与北大学者合作对重庆的这种岩石进行研究，提出树枝状构造是小球状蓝藻粘结灰泥形成的凝块石。此后的各种研究再没有明显进展。

　　我们于2006年从重庆采集同样的标本研究后，发现所谓的肾形藻的鉴定是不正确的；也不具备泉华的结构；小球状蓝藻化石数量少，只是岩石中的次要成分。事实上，树枝状构造的形成与一种形态诡异的囊状化石有关。这种化石形态变化大，以及受成岩作用改造严重，所以一直没有被识别出来。

　　我们提出这种化石可能属于某种菌落；正是这种化石的富集，以及倾向于沿着这种化石富集区发生的多种成岩作用的改造，共同形成了树枝状的构造。2006年我们将这一成果发表在国内SCI刊物上。2009年我将进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投给国际SCI刊物《亚洲地质》，被审稿的日本人扼杀了。

　　2012年起，我们对这种岩石中的囊状化石开展再研究，并再获突破，将这种化石鉴定到属，属于一种现代尚存的菌类群体的化石。在与国内外现代微生物学权威交流后，这个鉴定已得到认可。

　　围绕这种奇怪的岩石，多国专家开展研究，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若干文章，但都没有到达科学的彼岸。我们取得了正确的认识，但由于观点与他们不一致，或者因为没有主动与他们分享成果，所以未能在国际SCI刊物上发表文章。

　　很多人劝我：为了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不向他们妥协一下呢。而我内心反问：科学王国为什么不是可以自由表达学术思想的一方净土？

　　由于国内SCI论文和核心期刊论文在职称评定时都不算成果，所以我这些年来在形式上几乎等同于没有成果。我的创新之路在使我获得傲视洋人的自信的同时，也使我陷入了18年提不了职称的窘境。

　　幸好，中科院开始了政策调整，今后的成果评价将不再过分强调刊物的国外属性和影响因子大小，而更加重视成果的实际价值。这将为科研创新提供更加有利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