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报：思辨缺席，高校如何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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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生缺乏的不是提出反对意见的能力，而是分析问题的能力。阴阳五行相克、对立统一等辩证思维在强调中国人思想的灵活性上收到了充分效果，但是从文化传统上来看，国人历来缺少分析理性的训练。

　　●想整体提高中国学生的分析性思维，更重要的是考试改革——把测试专业知识的考试，改为测试思维能力。

　　“说一下，你应聘HR（人力资源）岗位有哪几个优势？”

　　“我认为，HR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可以接触许多应聘者，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们问的是你和岗位的匹配度。”

　　“哦……我觉得我很适合。”

　　“完了？”

　　“……”

　　这样一头雾水的求职对话，北京某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王磊早就习以为常。只是，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当中不乏“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大学生，为什么就连他们在回答问题时也毫无逻辑可言？

　　通过测试66所高校、123个专业的2万多名中国高校大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文秋芳教授指出“思辨缺席”是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她的研究中，思辨能力与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内涵吻合，意为依据标准对事物或看法作出有目的、有理据的判断的能力。

　　回过头来反思，简单的交流尚且答非所问、无法可说，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大学生的逻辑思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在课上问某某同学，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怎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奋荣说，学生们通常会接一句：“我认为这个事情是错的……”或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按照思维惯例，接下来学生们至少要举出一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可是时间一秒秒地过去，答题的学生却没了后话。

　　“谈吐中缺乏有意识的论证是不少大学生思维习惯中的一大问题。” 刘奋荣说，中国学生普遍善于作断言，却不善于论证。

　　事实上，“思辨缺席”不仅体现在大学生的谈吐上，就连在作文、考试、论文等要求思维缜密的书面表达形式上也十分明显。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专业研究生曾佳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写作文没有内容是外语专业学生的一大毛病，“观点论证中要求的知识面广，而同学们普遍对本专业了解，只有少数人关注其他学科的知识”。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不久前组织了研究生心理学统考改卷，她在微博中表达了两点忧虑：一是很难见到字写得好的试卷，一是逻辑思维与表达能力差，论述题答成了概念题和简答题。

　　“很多卷子只写了概念，再将题目抄一遍。有的虽然写满了一页，但却不知道考生要表达什么。”许燕如是说。

　　如果说写应付作文、到点收卷造成了学生的思维混乱，按理来说，同样的问题在时间宽裕的论文写作中可以规避。

　　然而，刘奋荣发现学生论文中想要论证一个问题，却“总是堆砌了一大堆材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有效组织这些材料论证自己的观点”，“句与句之间关系模糊，上一句推不出下一句”，“第一步论证结束后，感觉不到下一步观点的提升” ……

　　当“思辨缺席”同时指向一个表现——缺少论证之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大学生真正缺少的思维能力到底是什么？

　　“中国学生缺乏的不是提出反对意见的能力，而是分析问题的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慕泽说，阴阳五行相克、对立统一等辩证思维在强调中国人思想的灵活性上收到了充分效果，但是从文化传统上来看，国人历来缺少分析理性的训练。

　　陈慕泽指出，现代化最主要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民主法制现代化两方面，它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支撑，要求“丁是丁，卯是卯”的答案，而非“既是……又是……”的答案。

　　刘奋荣对此表示赞同，她同时指出，中国学生不会有意识地利用逻辑推理以及基本的论证技巧。而在国外论文写作中大有不同，除了刚学作论文的大学生，英文论文中段与段之间、甚至句与句之间的逻辑结构异常清晰。

　　清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曾发表一篇长文《优秀博士如何养成》，其中有一句话：“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

　　这背后的原因是，从应试教育考场上走出来的中国学生，其分析能力被刻意地忽视掉了。

　　刘奋荣告诉记者，中国小孩从小养成了不能随便表达想法的思维惯性，上课要注意课堂纪律，有问题必须要先举手。进入初中、高中的最终目标是考大学，高考题多背诵少思考，答题中稍微发挥便会与标准答案不符。

　　斯坦福大学教授星智浩（Tomohiro Hoshi）曾带着一门针对高中生的逻辑学网络课程“科学的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ce）来到中国，在美国这门课颇受欢迎，其结课证书在申请名校中亦有帮助。谁想这样一门逻辑课在中国竟“遇冷”，在与广东一些高校的短暂合作之后，星智浩无奈地表示：“这门课程在中国没有那么成功，也没有那么容易。”

　　中国大学生的分析能力就是这样逐渐消失的，可怕的问题还在轮回。陈慕泽提醒，只有思辨没有分析，或思辨没有遵守逻辑和分析的规则，都会给诡辩留下余地。中国历史上没少吃这方面的亏。

　　到了大学再补逻辑课，似乎有些亡羊补牢的味道。但是，大学不得不这么做。

　　文秋芳在“思辨技能现状研究”中调查发现，在“分析与计算”上，外语类学生不如理工科学生，但好于其他文科生；在“判断性评价”、“解释性/真实度评价”、“关系判断”上，其他文科生、理工科生却低于外语类学生。

　　而在陈慕泽、刘奋荣的印象中，逻辑课成绩最好的通常是理工科学生，因为其专业课程中运用的就是分析的逻辑方法；相反，语言类学生大量记忆、重述的训练，显然不是培养分析性思维的最佳途径。

　　陈慕泽表示，大学生最需要补充的是分析理性的训练，尤其是文科专业，包括语言类的大学生。

　　“精确、严密的数理逻辑与日常中的逻辑思维关系不大，让文科生学习意义不大。”陈慕泽说，“我们主张开全校公选的逻辑学通识课，把日常中的逻辑思维的训练变成素养。”

　　一些大学给学生开的逻辑学课程，充其量不过是逻辑学导论课，学生应付完考试之后就忘了，并未内化到生活当中。而陈慕泽的逻辑学通识课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学习逻辑知识体系，第二步是结合日常思维的训练，将其转换为直觉层面的素养。

　　陈慕泽解释，逻辑推理时，先想这道题与哪个知识有关，这只是一种技能；素养就是一看便知道这道题对不对，这个假设是否有问题。“就像过马路时红灯一亮，想都不想就停下来。”

　　与文科生不同，理科生每天都在接受分析和计算的训练，还有必要专门学习逻辑学课吗？事实上，刘奋荣的逻辑学课堂上就有许多物理系、数学系和工科院系的学生。在她看来，理工科学生虽然有大量数理训练，但缺乏逻辑推理的意识。

　　她举例，逻辑学的一个内容是教授公理化方法。当学生们了解到一个定理的产生，要么用公理代出，要么用MP规则（分离规则）得出结论，除此之外绝对不能干别的事情，常会发出“哦，我学的就是这样一个公理化结构”的感慨。“如果只是学物理，也许只知道我推理了一些定理，却从未思考过理论背后的逻辑系统和规则。这样也会促使他们反思更多学过的知识。”

　　然而，改善一门逻辑学课程，不过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不是上完一门逻辑课，你就有分析能力。”刘奋荣说，逻辑思维的培养是一个分阶段逐步深入的过程。

　　刘奋荣曾在全球逻辑学最强的阿姆斯特丹大学中，接触到一门跨学科的核心逻辑学课程。这门课把语言分析作为主讲内容，逻辑学、语言学、哲学大三学生都可以选修，是学生们最欢迎的课程之一。任课老师一再强调，“这门课的成功不是一个课程的成功，而是学生在大一、大二时学习了两门逻辑学基础课作铺垫，他们会觉得学习第三门课很自然”。

　　“除了进阶，还要考虑怎样与专业学习相结合。” 刘奋荣举例，最典型的学科是法学，法律逻辑在国外高校是一门很火的课程，而国内只有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极少数高校开课。而国外，逻辑学与经济学、逻辑学与博弈论等的交叉，已经发展到运用逻辑的模型分析相关学科的程度。

　　在陈慕泽看来，要想整体提高中国学生的分析性思维，更重要的是考试改革——把测试专业知识的考试，改为测试思维能力。

　　美国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当中的综合能力考试就是这样的考试。

　　“为什么美国GMAT不考高等数学，只考初等数学？” 陈慕泽解释，一考高等数学，有充分的复习时间但并不聪明的人上去了，看起来很忙但聪明的人却落败了；与之不同，初等数学出题灵活，直接考查的不是知识点是否掌握，而是依据知识点涉及到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事实上，在背诵记忆裹挟的众多考试中，思维能力的考试已在中国小范围出现了。国内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硕士考试中，综合能力考试分为数学、写作、逻辑三部分，就是借鉴了GMAT的思路。

　　“目前情况下，中国只有GMAT，没有GRE、SAT。” 陈慕泽不无遗憾地说，面向高中生层面的中国SAT、研究生层面的中国GRE还没有出现，而我们的考试中最忌讳选拔只知道背诵，却没有思考分析能力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