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科院百人计划20年之际：我的梦中国梦

　　20年前，一张蓝图上绘出梧桐树，盼凤来仪，为中国科学增添动力；20年后，蓝图上笔走龙蛇，星光熠熠、气象万千。这张一笔一画绘就的蓝图，正是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实施20年来的真实写照。

　　1994年，为了吸引、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一流的优秀跨世纪年轻学术带头人，中科院启动了国内第一个青年人才支持计划——“百人计划”，20年来，“百人计划”就像一块“吸金石”一样，成为中科院人才项目的品牌。

　　20年来，“百人计划”锻造出数百位科技帅才，铸就了一支科研精锐之师，为国内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光出力，推动着中国梦的实现。20年在即，《中国科学报》采访多位“百人计划”入选者，以期梳理、总结这一重大人才引进制度，从而为下一步国家人才战略的实施提供借鉴。

　　在等待采访的时间里，记者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走廊里，细读了墙上张贴的关于周琪研究员的简介。

　　作为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琪主要从事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相关的基础及应用研究，这是再生医学发展的前沿领域。

　　时光回溯至2002年，彼时，在法国国立农艺研究中心（INRA）工作的周琪已是国际生命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如此，已拿到法国绿卡的他却毅然踏上回国之旅。随他同行的还有一个30吨重的集装箱，里面装着他心爱的家具和红酒。

　　在中科院“百人计划”的支持下，周琪开始在国内着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并将原来的克隆领域拓展到体细胞的编程与重编程、干细胞研究。刚开始，他的实验室“家徒四壁”。靠着从兄弟实验室借来的闲置和过时设备，周琪艰难地开始了科研工作。

　　“您曾因为国内外环境的落差而后悔回国吗？”记者问。

　　“有药吗？”周琪笑言。

　　如今的他，同样拥有一份“沉甸甸”的履历：首次证明诱导多能干（iPS）细胞与胚胎干细胞一样具有发育为健康小鼠的能力；证明了iPS细胞来源的小鼠具有致瘤倾向性；曾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周光召基金会“杰出青年基础科学奖”等多项奖励……

　　如果时光倒退15年，刘静也正在作他一生的一个重大抉择。

　　当年，在美国普渡大学作博士后研究的刘静放弃了继续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决定回国。而就在一年多前，他刚刚因为留美而辞去所在大学讲师的职务，并为付违约金而花光了积蓄。

　　尽管如此，“百人计划”却让他决定再次破釜沉舟，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针对我国医疗器械研发落后、受国外技术垄断的现状，刘静把主攻方向对准了低温生物医学和微纳尺度传热两个方向。

　　如今，刘静的研究已开花结果：微创冷热刀设备，通过极低温和高温的瞬间转换实现微创治疗癌症；有望颠覆3D打印技术的液态金属，能够数分钟内绘制出一块电路板……

　　2009年，已在美国扎根立业的张凡与先生和孩子一起回国。原因虽然方方面面，而让张凡毅然决定归国的却是异国文化带来的疏离感。

　　“百人计划”为难解故土乡情的游子们提供了契机。最终，张凡选择了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百人计划’为回国之初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适应期，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可以尽快开展工作，为未来研究打下基础。”张凡说。

　　在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读博期间，张凡曾建立了3个综合水文模型。这一成果在行业中享有很高的评价。回国后，张凡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并在寒区水循环研究方面获得新进展。

　　“百人计划”，引凤还巢。记者粗略统计中科院104个科研单位的相关数据发现，目前中科院“百人计划”资助人数已接近1900人，包括院士、所长、首席科学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以及更多默默耕耘于科学事业的科技工作者。

　　1997年，“百人计划”纳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者；1998年，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启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海外优秀人才计划”；2000年又推出了“海外知名学者计划”。至此，“百人计划”已成为中科院对优秀年轻科技人才支持的总称。

　　至今，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已经为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国际上取得了一批具有非常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北京谱仪Ⅲ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都是为人所熟知的国家重大科学项目，而领衔这两项重要工作的科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正来自于“百人计划”。

　　2000年，王贻芳放弃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算回国作中微子研究。受制于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以及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他最终投身到北京谱仪Ⅲ的改造工作中。

　　北京谱仪Ⅲ是大型通用磁谱仪，其主要使命在于依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通过测量正负电子对撞反应产生的次级粒子，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基本组成单元及其相互作用性质。

　 　当时，由于北京谱仪Ⅰ和北京谱仪Ⅱ的技术已相对滞后，北京谱仪Ⅲ的很多研究都要重新开始。为了把最好的系统性能“筛”出来，王贻芳不得不精打细算，硬是 从一个个犄角旮旯里挤出经费，为上百个技术难题的破解提供了稳定的支持，最终使设备的整体性能和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类装置的水平。

　　“这不仅是高能物理大型装备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我国重型机械制造业向高精密和高复杂度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王贻芳说。

　　2003年，王贻芳“重操旧业”，再次进入中微子实验研究领域，一干就是10年。2012年3月，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测得中微子振荡新模式，以王贻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开启了未来中微子物理发展的大门，并被《科学》杂志评选为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一路走来，王贻芳始终难忘“百人计划”给他提供的科研平台和一展抱负的机会。“北京谱仪的研究，锻炼出一批科研骨干，让后来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获得成功变为可能。”他说。

　　与很多“百人”不同，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汪寿阳有着两次入选“百人计划”的经历。1996年入选“百人计划”后，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做管理工作，之后，他再次通过竞争、答辩，在2001年获得“百人计划”支持。

　　“十几年前的20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差不多相当于现在2000万元的概念，是非常高强度的支持。这使得我可以去考虑一些对学科发展有意义的问题，并带起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汪寿阳回忆说。

　　在“百人计划”的支持下，汪寿阳在不确定性决策、金融风险管理、经济预测领域取得了一批得到国际同行好评的科研成果，在经济监测、政府决策等方面获得应用。同时，他的研究也促成了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百人计划’不仅为中科院培养和引进了一大批科研骨干，而且为高校、研究机构甚至国外科研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基础人才。”汪寿阳说。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楚乔是香港人，2004年入选“百人计划”，他的研究课题在结题时被评优，并获得后续经费支持。“‘百人计划’的工资并不算高，但它可以充分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

　　陈楚乔主要从事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类表型指标和连续体研究。所谓类表型指标研究，是指妄想、幻想等症状与基因之间的关联性，陈楚乔的任务就是找出与相关症状匹配的脑区网络。

　　智商测试是精神类疾病检测的传统手段，但也存在耗时长、诊断效果有限的问题，为了改变检测手段的单一，陈楚乔还专门设计了一套包括动作、电子手套和评估量表在内的检测体系，希望未来可以和传统方法结合使用。

　　“在国外，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病理学家、社会工作者，会形成一支团队。而国内相关专业结合得仍不够紧密。”陈楚乔希望未来在国际合作中能有更多的突破，“例如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数据库，以便找到类表型的一些指标，为疾病筛查服务”。

　　作为国内最早启动的国家级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百人计划”为中科院和国家科学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庞大的人才计划也逐渐暴露出一些有待调整的地方。

　　汪寿阳认为，当前，“百人计划”整体评选比较严格，课题结题时的评优过程竞争尤其激烈，然而其支持强度与高校相比却存在落差。“希望科学院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国家支持，使中国科技界这个高端人才品牌做得更好。”

　　2001年，方在庆从德国慕尼黑大学回国，进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同时入选“百人计划”。在他办公室的书橱里，摆满了跟爱因斯坦有关的书。作为专门的爱因斯坦研究者，他现在正在做《爱因斯坦全集》的翻译工作。

　　对于“百人计划”，方在庆觉得自己无疑是众多受益者之一。然而他也有感于科研人员忙于跑项目、争经费的无奈之举，觉得这既影响了科研成果产出，同时也不利于人才成长。

　　“增加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还是要在制度上保证他们不受科研经费不足的困扰，让科研人员把精力都用于学术研究。”他强调。

　　在王贻芳看来，随着“百人计划”的推出，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培养计划，这直接导致了一个问题，即这些计划之间没有较好的衔接，“有些人一下拿了好几个项目，而有些人一个都拿不到”。

　　“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实现科技强国梦，就要把科研人员的心留住。”王贻芳认为，现在的人才计划很多都注重科研人员的“出身”或者“地位”，而理想的人才计划应该是“英雄不论出身”，侧重于给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环境，让大多数人能在一个起跑线上起跑。

　　秦刚是中科院空间中心空间天气室研究员，2005年入选“百人计划”，他的研究内容是行星际高能粒子传播的物理机理及其对地球系统产生的影响。能够获得“百人计划”的支持，让他感到很幸运，因为可以根据兴趣组建自己的团队，从事热衷的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则过于“密集”，一年一考甚至半年一考，让科研人员疲于应付。秦刚对此感到颇为无奈。

　　在科研评审方面，由于热衷于跑项目的人逐渐增多，难免会出现“利益赎买”的问题，即一部分人拿了很多项目，然而却没产出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刘静认为，这就是评审机制的问题，“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获得了多少经费支持，而是要回到学术本身，回到科研价值本身”。

　　在刘静看来，经过前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技人才队伍风起云涌、汇聚了大量的智力资源和创新成果，而在未来的人才引进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吸引和培养一批以原创技术、崭新领域和新兴科学为代表的创新人才，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科学研究直追甚至领先于世界水平。

　　“一种科研机制，如果能够从培养科研人员的态度、兴趣、责任感、归属感方面出发，距离成功就不远了。”陈楚乔说，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以SCI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准，更不能使科研被论文所“绑架”。

　　周琪认为，每个用人单位和单元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方向，按需引进人才。当前国内过于强调个人层面的评价，往往会冲淡整体的研究布局，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需要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可以承担科学院的方向和使命，有合作、风险精神的人才。同时，我们要培育更具包容性、淳朴、大气的科研文化环境，大家不计个人得失地为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样才会再现中科院历史上的盛世。”周琪说。

　　199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当时国内最早的高目标、高标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引进培养计划“百人计划”。该计划以每人200万元的资助力度从国外吸引并培养百余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作为国内第一个科研人才引进项目，该计划不仅是一个海外引智计划，更是人才培养与人才吸引并重的大手笔。“百人计划”引进与培养的优秀人才，坚持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

　　二十年来，“百人计划”已支持了数千名优秀人才，培养造就了一批领衔式的学科带头人。大批“百人计划”引进人才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担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863”项目负责人，或担任国家和中科院重点实验室主任，或走上了所、局级以上的领导岗位。

　　二十年来，“百人计划”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在“百人计划”的支持下，年轻的科学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创新性研究。

　　二十年来，“百人计划”促进了中科院科技创新队伍结构的优化和梯队建设。他们的加盟不仅补充、壮大了中科院的科技将帅人才队伍，也极大地改善了创新骨干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

　　其实，一路走来，“百人计划”并非一成不变。为了创造更加适合年轻学术带头人的环境，它同样经历了不断改进和提升的过程。

　 　2002年初，在对“百人计划”的进展和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调研的基础上，中科院决定对计划的管理模式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百人计划”入选者从原 来的“所先行推荐、院评审决策”，改变为“所自主决策、院择优支持”。新管理模式避免了人才浪费，研究所在引进人才方面的主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未来，我国科学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百人计划”在继承以往优秀经验的基础上，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进而继往开来，再次扬帆起航。

　　在人才培育和吸引方面，应该发挥人才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以前瞻性的眼光，在更高的起点上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科研人才。

　　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研的差距已不再表现在硬件上，而是表现在人才的软环境等方面。因此，要想打赢“明天的战争”，还要摒弃只追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的短视和狭隘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