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为各国科技公共投资支招

很多政府表示，在当下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它们正在重新聚焦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公共投资。但在过去的10年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很多政府表示，在当下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它们正在重新聚焦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公共投资。但在过去的10年里，通过对各国研发资金的声明，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目标进行分析，前爱尔兰政府科学顾问Patrick Cunningham发现，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自然》杂志撰文指出，34个OECD成员国中的19个已经在过去的20年里报告了它们的研究与开发支出，这其中12个自2007年起削减了公共科学预算，其他的仍保持平稳增长。Cunningham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抓住时机，改进科学领域中公共资金的利用方式。各国需要从个人、制度、企业、国家和国际层面学习最佳实践经验。这么做需要不断分析事实，需要用更加严密的方法来制定科学政策。

　　现在，大多数OECD成员国对研发领域的投入不到本国税收收入的1%。美国和欧盟占全世界研发投入总额(约14000亿美元)的一半，尽管美国和欧盟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2%。

　　和研发投入相比，政府对工业和商业的投入是其两倍。尽管如此，商业创新背后的真正驱动力源自公共支出：在美国，有强大技术基础的公司(诸如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和谷歌公司)和大部分医药产业都深植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

　　目标差别

　　在如何定位和分配研发投入方面，不同国家的政府千差万别。美国将超过一半的研发预算用于国防，这一点最为突出。相比之下，欧盟将95%的研发资金用于民用领域。2011年，几乎所有其他参与报告国家用于民用目的的研发都占其研发投入的90%以上。

　　OECD成员国民用研发目标主要分为三类：农业、工业和能源等部门的经济发展;特定的公益事业目标，诸如健康、环保、教育、社会和空间项目;非定向的或基础的研究和普通高校资金。在目前经济紧缩的状况下，人们可能期待政府向经济效益倾斜，但是 OECD的报告显示，成员国的研究支出重点并无什么变化。

　　2006年至2012年，19个参与报告的OECD成员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支出涨幅超过10%：爱尔兰增加了13%的此类支出用于支持农业、食品、航海和工业部门的创新、发展和人员雇佣。Cunningham在2007年至 2012年担任该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2006年至2010年，爱尔兰企业研发支出也上升了43%。

　　2011年，大多数国家将20%~30%的科学预算用于经济发展。投入最高的韩国，将其预算的50%用于政府和大型企业间的有目的性的合作。比利时、芬兰和爱尔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不足40%。20世纪90年代，芬兰通过增加在研发领域的公共投资，大力促进经济复苏，比大多数国家的情形要好，芬兰已经安全度过了最近的经济衰退。对经济发展投入相对低的国家包括美国(2012年占其预算的 11%)和英国(占其预算的8%)，这两国一直大举投资大学和国防领域。

　　美国和欧盟的投资方式截然不同。欧盟将超过一半的民用研发预算用于非定向研究和资助普通高校，而大多数美国民用研发经费(约73%)用于健康和环境项目。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共研发资金都直接来自华盛顿，这种集中体制利于扩大项目规模，拓展项目深度，增强项目延续性。欧盟的资金结构更加分散，这容易导致重复，但是竞争和多元化有助于创新思想的传播。

　　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和欧盟研发投入的总体水平变化不大，现在评价美国政府于2009年在研发领域高达200亿美元的大手笔投入仍为时尚早。2000年，欧盟里斯本战略规划曾希望到2010年，公共和私人领域研发投入的总和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可只有三个国家达成了这一目标：芬兰、瑞典和丹麦。将欧盟视作一个整体而言，这一数据低于2%。

　　确定优先顺序

　　在欧洲，小规模的国家科研投资有很多，这些投资需要更科学的管理，但欧洲在科学政策分析领域却处在落后地位。OECD与欧洲统计局在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后告知那些跨国科学研究，比如“创新型联盟记分牌”，将25个参数统计到创新指标中。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缺乏真正的科学政策分析程序。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纳税者仍要将辛苦挣来的薪水投入到公共事业上。因此，所有政府都有义务对他们的科研预算进行反复地思量。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确立自己的优先项目。爱尔兰和芬兰的经验说明，投资明确化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可见到成效。另外，国防研究所带来的好处还有待商榷。

　　全球科研基金的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欧洲各国政府应当重新明确里斯本战略目标，并尽快将政府对公共科研基金的投入增加到本国GDP的1%，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就像爱尔兰政府所做的一样。

　　要想更好地掌握科研投资对各个领域经济发展的好处，需要更科学的经济模型。新模型可以参考世界银行发布的两份报告所勾勒出的轮廓，考虑资源、产品与服务以及无形的社会与知识价值。该模型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相似，前两者已经得到量化，而最后一项虽然很难量化，却占据着发达国家社会财富总值的大头。

　　投入与回报

　　与此同时，科研投资的增加离不开GDP的增长。尽管GDP的增长不能为社会带来其所期望的所有好处，但却与更宏观的指标，例如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活满意度指数密切相关。因此，GDP除了其原本的意义之外，还有助于其他领域的发展。

　　要想理清科研投资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科学的科学政策”必不可少。欧盟的28个国家项目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是一场建设知识型经济的滚动实验。对一系列的研讨会以及联合研究的呼吁是必要的，通过这些活动，科学家与经济学家能够一起研究科研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欧洲将从多样化的研究中获益，当前有超过90%的科研投资来自政府的科研预算，这些投资将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通过增强研究者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或许可以借助欧洲共同规划倡议)，欧盟国家将从“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好处。

　　大多数的公共科研预算是服务于人民的，而大多数的科研活动也是由年轻科学家开展的。这些年轻科学家的知识与技能最终将通过经济领域加以检验。政府必须认识到科研是未来人民福利、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的强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