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革命”激荡农科院: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临时工

　　作为一名局级科研管理干部，戴小枫在介绍自己单位时竟有些难为情。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近日的一场座谈会上，这位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说，“你问我们是搞什么研究的，其实就是些小杂粮，小荞麦，小黑豆，小绿豆，小花豆，顶多弄个花生豆，这已经算豆里的大类了，偶尔搞点主粮，也不是大宗的，只是副产品。”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所该干的事吗?就连戴小枫都这么问自己

　　过去几年，随着科研蛋糕的不断做大，有关科研立项和经费使用问题不断暴露，按照戴小枫的说法，他所在的研究所更是遭遇了社会诟病科技体制的所有典型问题，如研究课题重复、分工不明确、资源配置不合理，再比如科技促进产业发展机制不健全，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不足，以及管理体制缺乏顶层设计，相关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协同创新机制等等。

　　幸运的是，戴小枫等来了“扬眉吐气”的机会。2013年年初，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正式启动，这是继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被财政部作为“国家三大创新工程”之一予以重点支持的又一重大改革实践。至今，这场席卷该院22个科研院所193个科研团队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一年。

　　各研究所科研项目渠道平均为21个，科研人员迫于生计讨“项目”吃

　　戴着国家队的帽子，干的却是“小散乱”的短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根本原因在于科研人员“长期吃不饱”。戴小枫说，“迫于生计，我们搞科研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长期下来，干的科研题目都很小，而且是越干越小，越干越边缘化。”

　　这并非一两个研究所独有的问题，在科研领域，这种现象被称为“短期行为”。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告诉记者，科技计划管理模式以短平快项目为主，平均资助周期为2～3年，最长的资助周期才5年，而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申请课题一年，验收一年，实际研究工作才二三年。

　　以农业科技领域的种子资源研究为例，在这类研究中，一项基本工作是国外种子资源的考察和引进，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是否需要继续做下去，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而在于这个项目“有没有拿到钱”——科研人员申请到了经费，就去引进一些种子，没有申请到，当年就不去引进了。

　　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向记者透露，他的研究团队经常和种子资源大国巴西合作，但由于上述情况，双方的合作一直是断断续续，有时候因为经费不够，需要中断与对方的合作时，只好找个其他的理由来搪塞。

　　项目持久不了，科研人员的注意力也难免分散。长期下来，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跟着项目走，研究方向难以稳定，更难形成研究积累和重大突破。

　　以中国农科院2012年的项目来源为例，各研究所的科研项目渠道平均多达21个，其中来源渠道最广的3个研究所可达到43个、34个和25个。记者还发现，按照该院的统计，各个研究所科研人员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平均比例为51%，其余时间主要用来争取项目资金、参加各类会议、项目中期检查、项目总结验收等事宜。

　　其结果是，重复、低效的“伪创新”多了，原始创新的重大成果仍只能以“比较少”的含蓄说法对外发布。陈萌山说，目前，我国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包括一些高端蔬菜与花卉品种，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进口。另外，科研与成果转化的经费投入不合理。国际上，科研、转化和商业化生产的比例通常为1∶10∶100，我国则为1∶0.7∶100，等等。

　　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临时工”，40%将被淘汰

　　这种状况到2013年有了变化。2013年10月，在一次有关“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称，相比2006 年，2013年对农业科研机构的基本支出提高了一倍多，而农科院过去稳定支持经费和竞争性经费的比例是3∶7，现在是7∶3。

　　在这一数据的背后，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已经拿出60%的科研经费作为稳定支持，过去一年，该院遴选了22个研究所193个科研团队进入创新工程试点，凡是进入这一试点的都将获得该支持。

　　一年过去了，中国农科院首次实现自2000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全覆盖，而该院加工所的“肉品加工团队”告别了以往“给啥做啥”的“小木匠式”工作模式，一年申请的ZL数达80多项，数量是过去10年的总和。

　　如此短的时间，怎么能申请出这么多的ZL?

　　这还要归结于“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加工所研究员、国家现代肉羊产业技术体系加工研究室主任张德权告诉记者，只要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把时间都花在科研工作上了，科研成果自然呈井喷之势涌现;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才的引进，他的团队去年一共引进了一个“千人计划”学者、一个青年英才计划学者，还有6个博士和博士后。

　　“如果以前的位置还都被‘老人’占着，这些有竞争力的人才就引不进来，好的成果自然也就带不进来了。”他说。

　　这个过程中总免不了有一些“懒汉”被淘汰。一个直观的数字是，创新岗位数一般不超过正式在职职工人员数的60%，换言之，至少有40%的现有人员进入不了创新工程的蓄水池。

　　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的科学家都成了临时工。戴小枫至今记得，就在加工所宣布创新工程启动的那一天，所里的科研人员都开启了“合同一年一签”的时代，在他们所的动员会上，这位也要搞科研的所长说了这么一句话：“不在所里养一个闲人”。

　　很快，加工所发生了两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一件是一位老处长“下台”了，从一位手握实权的管理干部，变成了一个每天要泡在工厂里的技术工人;另一件事是，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科研骨干对戴小枫说，以前在美国到点就下班，现在晚上七八点还要待在实验室，“在你们这儿搞科研依然不轻松。”

　　“人头费”未涉及，成此次改革遗憾

　　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曾被认为是科技体制改革中最难触动的一块。此次改革对此并没有回避。

　　李奎是一位长期从事猪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方面的科学家，按照以前的经费使用办法，猪的饲料不够用了，只有一个办法，“把猪杀掉”，因为预算里别的钱绝对不能用来买猪饲料。如今，他所在创新团队不是严格按照现有预算类别、比例进行，而是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可在一定范围内对预算进行调整。

　　然而，对于科学界讨论颇久的“人头费”问题，则未被列入“可以调整的范围”，这也由此成为此次改革的一个遗憾。

　　“在西方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100万元的科研经费，大概有60～70%是用于人员开支相关，我们却正好相反……”

　　“人头费不增加，科研腐败的漏洞就很难被堵上……”

　　“预算执行如果不体现科研的规律就会造成浪费，如果基本支出不增加，或者预算执行里不体现科学研究的规律，这个科研经费的不规范就避免不了……”

　　在此次改革的座谈会上，有关人头费的问题再次引起热议。

　　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一份统计表明，全国重点研究方向科研骨干需要的科研经费为每年人均46万元，其中设备费4.8万元，材料费13.5万元，测试加工费4.2 万元，燃料动力费2.7万元，差旅费3.8万元，会议费2.1万元，国家合作与交流费2.3万元，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2.6万元，劳务费5.6万元，专家咨询费1.8万元，其他支出2.6万元。但该统计称，近些年一些国家主体计划项目的支持力度均控制在人均20万元左右，其他比如科技支撑计划等人均每年不到10万元。

　　陈萌山说，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在于“科技体制机制不健全，缺乏顶层设计”，导致了科研经费和项目的分配部门各自为政。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唐华俊向记者透露，在经费的使用上，中国农科院也有新的打算：“科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不可能全部按照预算一一落实。因此，我们在创新过程中，加强了研究所所长的‘法人’责任，让所长对经费进行灵活管理，试图打破之前的课题组长制，让预算执行更加体现科研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