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明星代言假药可视为共犯

　　本报讯  在制造、销售假药、劣药刑事犯罪中，如果明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代言产品为假药、劣药，将会被列为该犯罪的共犯。昨日，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

　　“小广告”适用司法解释

　　在发布会上，最高法和最高检公布了《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今日起施行。《解释》明确了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包括对此类犯罪共犯的认定等。

　　熊选国说，那些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而在媒体上为它提供广告的宣传活动，影响十分恶劣。为此，《解释》将广告行为专门列举出来作为共犯打击。

　　在制售假药劣药犯罪中，如果涉及明星代言，明星是否涉嫌犯罪?熊选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不过他强调了刑法规定“故意犯罪”这一前提条件。即构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制售假药劣药”为前提。因此，代言人如果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符合《刑法》规定，也应视作共犯。

　　街头的药品小广告，是否适用司法解释?对于本报这一提问，熊选国说，(非法出版物)尽管做广告的行为没有得到批准，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广告行为。“小广告”实施了宣传行为，应该是司法解释规定的宣传活动。

　　明确医疗机构售假定性

　　网络购物中销售假药劣药是否也适用司法解释?熊选国说，互联网销售假药、劣药是一种行为的方式。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只要销售的是假药，只要这个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达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都要给予处罚。

　　《解释》还明确了对医疗机构销售假药、劣药的定性处理。医疗机构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假药劣药而使用或者销售，符合司法解释规定标准的，将以销售假药、劣药罪追究刑事责任。

　　甲流期间卖假药从重处罚

　　司法解释规定，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期，生产、销售用于应对突发事件药品的假药、劣药的，依法从重处罚。

　　最高法副院长熊选国认为，这一规定将增强防控甲型H1N1流感病毒，保障药品安全的信心。

　　释疑

　　如何界定“知道或应当知道”

　　最高法称可通过证词或客观证据界定

　　本报讯 在解释中，关于共犯的规定一个重要条件是涉案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而有所列举的行为”。如何认定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熊选国对此做了解释。

　　他表示，“知道或应当知道”是主观的东西。司法实践中“知道”一般是指行为人的供述或者有关的证人证言，都证明行为人是知道的，这当然就是“知道”。而对于有些行为人不供述的情况，则要靠客观证据证明其是知道的。“应当知道”实际上就是通过客观证据来判断，“他知道是生产销售假药，只不过被告人自己不承认。”

　　熊选国举例说，“解释中有一条‘没有或者伪造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批准文号，且属于处方药的’，作为广告来讲，你知道它没有批准文号，而且是处方药，那就可以认定你是知道的。”

　　明星说法

　　“法律须遵守 责任须分清”

　　昨日，演员杨立新表示，明星代言必须遵守法律。代言人当然要明确产品是否经过国家批准，有没有部门的手续。如果明知道是假的，代言人当然该负责。但是，法规应该更细化，责任要分清、要具体。明星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国家也有药监等部门。如果药品经过了检验和批准，再出现问题，就应该先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现在关于食品和药品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的时候，我觉得明星接这样的广告要慎重再慎重，或者干脆不接为好。另外，代言人应该负什么责任，应该有具体的方法来规定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