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创新中国论坛在京召开

　　 “必须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层面，把好战略性资源出口和破坏性开发的尺度，用政策机制调控当前不当的战略性资源经济行为，保障我们宝贵的战略资源不再遭到掠夺性破坏”——11月15日在京举行的“第四届创新中国论坛”，以国家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建设为主题，观点犀利，见仁见智，对国家的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建设问题，从国家战略的宏观设计到细分领域微观问题的处理，都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建言。

　　据介绍，由李政道先生与中国科学报社共同发起的创新中国论坛之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此次论坛，是由刚刚成立的创新中国智库这一公益智囊组织执行的。在原有的基础上中国科学报社联合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家科研、教育和社团机构，成立了创新中国智库。该智库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除定期举办论坛外，通过整合多方资源、集聚跨界人才，努力建设成新型智库平台。

　　论坛上，专家们就国家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研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建明谈到，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突破单纯“找矿、买矿”的思路，全方位“开源节流”，只有如此，我国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才能不断增强。第一，无论是开拓新型替代资源，还是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其核心都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以创新技术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不能孤立地去考察讨论资源短缺问题，而是把破解资源短缺的难题与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变危机为契机、变难题为动力，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找到破解矿产资源短缺难题的方法。第三，要抓住目前全球矿产品价格下滑这一机遇，加紧实施战略储备，同时淘汰国内落后矿山产能、促进行业升级转型。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盐湖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说，盐湖并非普通资源，而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现状：一是柴达木盐湖有用组分多，综合利用价值巨大，但也存在着综合开发若干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目前盐湖多为单一产品开发，尚无在一个盐湖中开发出多种产品的先例。二是，盐类资源总量巨大，近期钾锂等战略资源远景尚可扩大，但钾盐若强化开发，其储量不足。三是盐湖不同产品销路差距悬殊。在我国，钾、锂、硼等供不应求，而镁氯平衡有关的金属镁及原盐等产品，产量巨大，产能严重过剩。四是具有生态环境的制约与风险。同时，他也提出了对策：一是加强领导协调和盐湖资源管理。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有关部委联动，形成有行政执法权的盐湖综合性管理部门。组织制定和全面监督盐湖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法规的落实。二是建立国家盐湖综合研发创新中心和分中心，根据当地资源和经济地理条件，建立相应科研研发机构，并在经费上予以倾斜。三是针对制约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重大科技瓶颈，设立国家柴达木盐湖科技重大专项，支持建立柴达木盐湖创新研发和培养、引进人才。四是加强盐湖资源勘查、基础研究和水盐调查监测，为实现利用淡水和卤水资源提供科技依据支持。五是构建盐湖绿色化工产业基地，合理利用淡水资源，推动盐湖综合利用、发展。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教授，就国家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谈了他尖锐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存在很大问题。一是国家对矿产资源、尤其是对稀缺资源的储量心中无数。充分矿产资源的勘探调查，虽取得很大成绩，但对我国主要的矿产资源究竟有多少，还是把握不大。二是矿产资源与经济发展规划脱节。矿产资源的规划我认为是碎片化的，缺少整体化的规划。三是矿产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健全。他建议：一是矿产资源保障要立足国内，加强勘探；而不能立足于进口，否则对资源进口形成依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危险。第二个是要加强研发新的资源技术，开拓新型的替代资源，强化科技支撑的力度，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的水平。三是要加强立法监管。我们虽然有《矿产资源法》，但用处不大、执行力度也不够。因此矿产资源立法监督必须下力气。四是要充分利用财税杠杆，必须用差别的税率，鼓励矿产资源开发技术的创新。

　　中国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文胜，就构建铁矿资源保障体系、提升战略调控能力，谈了他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国内铁矿石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外矿商趁势垄断市场，十年国际矿价上涨6倍，国内钢铁全行业亏损。为支撑钢铁业发展，国内铁矿山经过不懈努力，为平抑进口矿价格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如，鞍钢矿业集团的发展模式为例，总结其在解决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引领行业发展。受工信部委托，牵头编制中国首个铁矿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系统解决行业战略定位、竞争力提升、优化布局、政策保障等问题。牵头组建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承接恒业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引领行业发展。但他也提出，构建国家铁矿资源保障体系 ，紧靠企业层面的能力远远不够，需要国家层面提高重视程度，制定应对市场变化的战略和策略：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合理调控钢铁产能，提升国产矿产量，实现矿钢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政策扶持，提升竞争能力。我国铁矿资源本来先天不足，但矿企税费多达25种，占销售收入的20%~30%，而巴西和澳大利亚仅为4%~10%。国家应降低税费，提高国产矿竞争力 。三是加强行业管理，发挥协同效应。培育大型矿业集团，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探索建立矿钢联动机制，打造从资源勘探到钢材深加工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提高全产业链的战略调控能力。四是推进海外并购，提高经营实力。当前铁矿石价格低迷既是挑战，也是出手海外并购的有利时机。矿业巨头的垄断地位正是在上一轮矿业大熊市中通过大规模低价收购形成的。从长远发展考虑，应鼓励中国企业抓住有利时机，低成本并购海外矿山，建立多元化供给模式。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高尚，阐释了中国主要矿产资源需求峰值和供需格局。他认为，首先，未来十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需求将陆续达到峰值，面临资源需求的洪峰与产业转型双重压力；我们国家在短期内矿产资源对外依存格局短期难以改变。第二，全球经济格局与资源供需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资源供需矛盾阶段性缓解，短期有机遇，长期仍有挑战。我们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部署我国的全球资源战略。过去十年我们是逆势而上，现在我们有一定的机遇。他这个重心是在全球资源需求和供应分离中间的市场的规则。第三是，资源领域将发生消费、供应、技术、体制的重大变化。尤其是能源结构和能源调整，包括页岩气和新能源等等。四是市场的决定性，目前全球供需矛盾缓解了，价格就会下降。

　　他以钢铁为例，认为我国长三角和东部地区的钢铁需求已经越过顶峰，我们国家的平均的钢铁需求已经刚刚到达顶峰，我们中西部还在S型曲线，最后向上爬一些。总体解决了我们国家的钢需求，我们在5年前已经研究说在13~15年达到需求的峰顶。全球钢铁增速需求下降，铁矿石产能增长较快，将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可能会持续十年。我们国家的铁矿石成本和主要的铁矿石生产供应商的成本之间是差异很大的。所以，我们的铁矿石产业面临很大的考验。过去10年铁矿石价格暴涨，我们认为我们的钢铁行业受到了极大的利润空间挤压。现在的铁矿石价格大降，按说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钢铁行业是有利的，但是对我们的产业链会造成冲击。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对铁矿资源未雨绸缪。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邱霈恩教授谈到，要统筹处理六对关系，妥善开发战略资源。第一是进口与出口。过去我们很穷，原始积累的外汇储备很重要一个渠道就是出口，包括各种战略资源的出口，这种破坏性的经济行为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付了了惨重的代价。过去我国不重视战略资源的储备。日本07年制订了一个战略资源储备的计划，他有14种战略资源作为他的储备对象。在战略资源上，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出口变为进口，由出口为主变成以进口为主，出口为辅。第二是市场利益和安全利益。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源开发利用常常不顾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这样的利润就是通过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暴利，是不正当、不妥当、起码是不科学的市场利益，实际是短期利益、短命利益，绝对不可持续。然而，这种情况却还一直此起彼伏、大行其道；这实际是政策失控的结果。第三是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亟需从战略上对利益与长远利益予以更切实的统筹处理和政策把握。要以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科学测算、合理调控为基础，以充分保障战略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能大幅度升值为大局和底线，制定和实施战略资源开发利用政策及相应的保障政策，确保国家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在此处无漏洞。第四是民生需要与国计需要。二者本是相互兼顾、相辅相成的一对关系，但在战略资源开发利用上却也常常出现左差、矛盾甚至冲突。在政策上和战略上一定要首先保证国计的需要，然后在国计需要的空间和便利下再来最大限度满足民生需要。事实上，只有保证了国计需要，根本上才能保证民生需要。战略资源政策的把握一定要服从这个大局。五是地方冲动与中央调控。在启动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时，一定要统筹处理好这一对政策关系。既要充分照顾地方的实际困难和需要，予以政策倾斜，又要严把战略关，保护有限的战略资源，谨防资源开发失控，确保国家战略资源管理和调控步步到位。六、市场价值与技术能力。战略资源在市场条件下其价值常被低估，在市场波动下常难得到应有的价值实现，甚至还亏本。我们首先要把相应的技术政策与技术把关措施尽快尽好地拿出来、跟上去，用强力政策控制住目前无法取得应有市场价值的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好资源，等待有技术能力时再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