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评美政府对甲型H1N1流感的反应

恰当 快速 保守 幸运

　　编者按：

　　2009年3月底或4月初，一种新型流感——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和美国暴发，如今，这种流感病毒已经扩散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行动，采取各种措施，控制病情并遏制其传播。

　　尽管这场对付流感的战役远未结束，但人类付出的努力已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2010年1月初出版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除了幸运的因素之外，美国政府在这场战斗中恰当、快速、保守的反应，在遏制流感的同时，将之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甲型H1N1流感的流行高峰，美国公共卫生官员们在媒体上快速回击各种不实信息。(图片提供：《纽约时报》)

　　[科学时报 王丹红报道]1月初，《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评价美国政策在应对2009年流感大暴发中的反应。文章指出，尽管目前世界各国对付甲型H1N1流感的战斗远未结束，但医学专家们已经开始评估40年来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是如何被控制住的。他们认为，除了幸运之外，美国联邦政府一系列快速而又保守的决策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

　　提供信息

　　文章说，为了警告公众而又不致于引发恐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医生、各公众健康服务中心的官员到总统奥巴马，至少每周两次为公众提供最新信息;在选择疫苗品种时，政府官员保守地选择了有50年历史的鸡蛋疫苗技术生产，而不是正在实验中的新技术;当有关流感的谣言出现时，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与世界卫生组织立即反应，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穿谣言……

　　当然，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暴发也凸现了美国存在的许多缺陷：陈旧、缓慢的疫苗技术、对外国疫苗工厂的过度依赖。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问题，美国传染病协会流感大流行特别工作小组主席安德鲁·帕维亚博士仍然说：“我们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范德比特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系主席威廉·夏弗纳博士认为，联邦政府的表现至少可以得“B+”。

　　彼得·帕雷斯博士是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一位病毒学家，如果他不同意某项公众政策，他会给予最严厉的批评，但这一次，他称政府作出了“卓越”的全面反应。

　　CDC估计，截至2009年11月中旬，大约有1万人死于这次H1N1流感，这个数字低于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预测的底线。该委员会的预测是：到2009年8月底，大约会有3万～9万人死亡。

　　供应疫苗

　　疫苗的供应是一个问题，但一份小小的剂量就足够，相反，在实验中，禽流感疫苗需要6倍的剂量才能给人类以保护。因此，美国国家医学领导者们提出的相关防范措施，将流感对经济的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比如，在疫情早期，他们拒绝了关闭墨西哥边界和预先关闭学校系统的建议;他们发放了部分国家库存的抗病毒药物——达菲，但并没像英国那样，将它作为预防药物发放给数百万健康的人群;他们订购的疫苗是用有50年历史的鸡蛋疫苗技术生产的，而不是正在实验中的方法;他们购买了辅佐药物，可以将2500万份的疫苗剂量提升到1亿份剂量，但并没有将它们全部用上，因为担心这会触发那些被反疫苗运动弄得神经紧张的美国人的抵触情绪。

　　为了警告公众而又不致于引发恐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医生、各公众健康服务中心的官员到忧心忡忡的奥巴马总统，至少每周两次为公众提供最新信息。

　　现在已经清楚，甲型H1N1流感是当代一种致命性最小的大流感。美国研究人员指出，在每2000名被流感感染的人群中，大约会有1人死亡;相反，在1919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中，每2000名感染者中就会有约50人死亡，在1957年和1968年暴发的流感中，每2000名感染者中大约会有4人死亡。

　　如今，甲型H1N1流感已传播到200多个国家，在东欧和俄罗斯等地，情形还处于高峰期。然而，即使没有疫苗，2009年6月～8月，在南半球的冬天，因这种流感死亡的人数也少于预期值。

　　然而，美国的官员们也承认，在控制甲型H1N1流感的过程中也有错误。比如，如果与墨西哥有更好的合作，他们应该能够更早一些辨认出这种病毒;2009年4月底，美国研究人员从来自得克萨斯州和加州的样品中分离出这种病毒，加拿大的研究人员也在这时开始测试来自墨西哥的病毒;甲型H1N1流感可能在2009年1月就开始在墨西哥的农村暴发，但直到3月底或4月初，当墨西哥的城市出现了数千病例时，当局才意识到新流感的暴发。

　　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主任托马斯·佛瑞登说，该中心一直在南非测试病毒，这是一个新流感经常出现的地方。然而，“这一次，一种新型病毒刚好出现在我们没有设置监视系统的地方”。

　　2009年初夏，美国政府曾预测到10月底应该有1.6亿份剂量的疫苗储备。但到目前为止只有3000多万份，公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国会也开始调查。

　　罗宾·鲁宾逊是联邦政府健康和人类服务署负责购买疫苗的官员，他对此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做到保守，假设工厂能从每个鸡蛋中生产1.4个剂量的疫苗，而一般情况下能获得2个或更多的剂量。他表示，在鸡蛋疫苗生产技术于2009年8月被测试之前，“我们还不知道过去50年中，我们拥有的是一种产量最低的病毒疫苗技术”。

　　在疫苗的配发中出现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事件。纽约市卫生局决定：早期将少量的疫苗送往华尔街的大公司如高盛和花旗银行，专家指出，这种做法导致更为糟糕的公共关系。

　　联邦政府是基于各州的人口数量分配疫苗供应的。在部分地方的保健中心，成百上千的人们在停车场排队等候注射疫苗，部分地方官员则将工作队派遣到学校，也有人去找私人医生。

　　专家指出，疫苗的分配应该更为精准，首先应该给医院或是治疗儿童和孕妇的医生，或者是发生流感大暴发的城市。但美国卫生部部长凯思琳·西贝利厄斯表示：“我还是认为，按人口基数分发疫苗是最公正和最公平的方法。”

　　战胜谣言

　　专家们认为，在这次对付流感的战斗中，另外一个真正的胜利是将错误信息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减少到最小。1976年，3位年长的匹兹堡居民在接种疫苗后不久死亡，许多美国人从此就拒绝接种疫苗，CDC用了5天的时间来解释这只是一个偶然巧合的事件。

　　这一次出现了诸多谣言，但很快被揭穿，比如说墨西哥已经死了几千人、这种病毒在中东地区流行了几十年、病毒是从实验室逃逸出来的、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者更容易患上甲型H1N1流感、流感疫苗没有什么作用、流感疫苗会导致孤独症、达菲抗药性已经扩散到北加州、华盛顿州一位啦啦队队长在接种疫苗后瘫痪了、她后来在一位与反疫苗接种运动有关的医生的治疗下又恢复了健康、这种变异的致命流感病毒已经在阿根廷、乌克兰等地流行……

　　“尽管事实上能理解医学事件的记者比过去少”，但揭穿谣言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成功。国立卫生研究院明尼苏达中心的传染病学专家迈克·奥斯特霍尔姆认为。

　　当时，CDC与世界卫生组织几乎对每一个谣言都迅速作出了回应。在流感高峰，他们一周会举行多个新闻发布会，在电话上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问题。他们邀请许多记者来到CDC位于亚特兰大市的总部，参加为期1天的流感学术讨论会，并且在《早安美国》前主播弗瑞斯特·索耶的带领下，周游全美国，讨论各种新闻事件。比如，一位妇女在接种流感疫苗后不久流产，这究竟是一个大的独家新闻?还是没有新闻价值的事件?

　　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次流感大流行对美国人的疫苗观有何影响。作为CDC主任，Frieden博士认为，政府在对付反疫苗接种运动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包括许多孕妇和儿童在内的6000多万名美国人接种了流感疫苗，并没有出现副作用。

　　但康奈尔魏尔医学院的艾滋病研究专家约翰·摩尔对此持保留意见。摩尔曾用多年的时间抗击艾滋病否定主义，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仍然有不少美国人拒绝接种疫苗。“正如艾滋病一样，在其他人能够理解忽视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事实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之前，人们就死去了。”摩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