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是否面临气候变暖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人类能够利用的化石能源终将面临枯竭问题，人类必须寻找相应的替代能源。据统计，世界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基础储量静态可供开采的年限分别为162年、40年以及65年。而且，化石能源使用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峻，酸雨、可悬浮颗粒物已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环境问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气候变化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能源问题。
“碳逆差”，工业化的付出 纵观历史，尚无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依靠非化石能源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也是新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还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中国超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自主确定减排目标。考虑到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发展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等资源禀赋，以及相对落后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水平等制约因素，中国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相应的代价。
当前，中国还面临一系列发展问题，包括脱贫、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等等。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数决定了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人口和保持社会稳定仍将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将更多的投资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和解决广大群众的民生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完成，重化工业化阶段也还将持续约20年。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5.7%，预计2020年将达到60%左右，在2050年达到75%左右。在此期间，伴随着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聚集，对物质、能源、住房、基础设施的需求将会大幅度增加，并将与重化工发展呈相互支撑的态势：重化工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城镇化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支撑，这必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尚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依靠非化石能源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石油和天然气匮乏。中国原煤产量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超过70%，对煤的依赖性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在化石能源当中，煤的含碳量最高，每吨标煤含碳0.68吨，排放2.5吨二氧化碳。煤炭富含碳基的特性决定了煤炭在使用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问题不可回避。
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然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明显改变。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品质相对较差，发展可再生能源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例如，风力发电要求风力均匀、风速在三级到五级最好，欧洲的风力资源就拥有这样的品质，有利于发展风电，风力利用小时较高。一般来说，年有效风力小时达到2300小时，经济上风力发电才可行。但中国年有效风力小时一般在1900小时左右，风力发电的经济性较差。
与此同时，落后的能源技术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技术研发能力远低于发达国家，“重引进，轻消化”导致了目前中国一些节能减排关键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核心技术仍旧受制于国外。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在20项重大节能减排关键技术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8年左右的差距。
此外，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给中国减少碳排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着大量的“碳逆差”。很长时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产品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其净出口内涵能源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从2002年的16%增加到2007年的28%左右；另一方面，国际产业特别是高能耗、碳密集行业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在这一背景下，温室气体减排不仅承受国内因素的影响，更面临一系列国际因素的不利影响。这进一步说明，中国不可能承担绝对的封顶式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甚至在承担当前承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标方面，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高能效，绿色发展的关键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应将重点置于建立能源技术开发、转移和普及的机制建设，置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效
除了诸多挑战与制约，中国同时也面临把国际减排压力转化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动力这样一个机遇。关键外部条件之一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应将重点置于建立能源技术开发、转移和普及的机制建设，置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效。一方面，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开发或获取绿色发展所需要的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排温室气体的行动同时实现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等其他多重目标。
提高能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国的能源效率目前只有欧盟和日本的1/4，美国的1/3。因此，提高能效不但有潜力，而且应该有技术基础。同时，要基于当前化石燃料和未来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建立经济高效、能源节约、低碳排放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和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提高能效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革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可能存在以低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未来的国际竞争，必将体现在新技术的竞争。“十一五”期间，中国的节能减排政策推动八大行业14项产品的综合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40%缩小至2007年的20%。有专家预计，如果中国坚持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导向，在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绝大多数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提高能效将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减排温室气体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有助于实现保障能源安全、减少主要源自化石燃料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其他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可入肺颗粒物等。以二氧化硫为例，每减少37吨二氧化碳排放，就能减少1吨二氧化硫排放。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所倡导的高能效和低消耗以及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将有助于保障我国长期的能源安全，特别是解决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波动状况下的油气安全问题，缓解我国能源需求长期扩张的压力并提供更大的能源品种选择空间。
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能源禀赋决定了近期内依靠降低工业比重、减少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是不现实的，而如碳收集（CCS）这类尚未成熟、成本高昂的技术，短期内在中国也不可能大规模推广应用。相关研究显示，工业化阶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电力生产领域，中国现阶段依然是以火电为主，通过淘汰小机组、采用超临界以及超超临界发电机组等，能有效降低单位发电量的排放量。在水泥、造纸、化工、钢铁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也存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的巨大空间。此外，在建筑领域，提高建筑节能效果，积极采用低排放的建筑设计和技术，将能够大幅度提升建筑节能潜力。在交通领域，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燃油经济性，将能够大量减少交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尽管当前中国利用可再生能源面临诸多技术、成本和资源禀赋约束，但可再生能源作为世界能源未来发展的方向依然是应对化石能源枯竭的重要替代方案。近几年，中国在风能、水能和太阳能利用方面飞速发展，技术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成本也在不断降低，这为今后更多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今后可以进一步加大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核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的投入，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进一步大幅度降低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提高技术的渗透率。
重质量，环保意识的升华 需要将质量问题提高到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将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应对气候变化还必须提高全民的节能和环保意识。只有在大众自觉行动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目标。为此，除加强宣传外，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鼓励节约节俭，遏制奢侈浪费，在全社会推崇精细化的发展和消费模式。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低质量产品和服务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比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低多少，但其效用和使用寿命则低得多。这种无形的消耗及其造成的巨大浪费很容易被忽视。以建筑平均寿命为例，英国是126年，美国为76年，而我国不足40年，这实质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能源效率同欧美国家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中有相当的比例是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意识来缩小的。因此，要大力倡导和鼓励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将质量问题提高到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将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