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怎样保护北京的“两盆水”

"北京水源保护刻不容缓，这是关系到首都居民安全、国家形象、奥运能否成功的大计，行动宜早不宜迟。"

奥运会到来之前，北京的水短缺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蒋高明阐述了北京该如何防治饮用水源污染问题，以确保水供给。

不久前，笔者熟悉的一个环保志愿者从河北省赤城县发来电子邮件，称该县某镇一所小学将粪便直排到附近河流。该小学有七八间厕所，每天产生大量粪便，学校定期花一千多元左右，雇人将粪便挖出倒入黑河(密云水库上游水源)。朋友在现场气愤地拍摄了录像，作为北京饮用水源污染的证据。

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十分之一。官厅水库是1951年我国建立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流域面积4.3万平方公里。建成以来，已累计向下游供水396亿立方米，年灌溉农田110万亩。但是，由于上游工业活动以及社区经济迅猛发展，官厅水库出现了全面退化，突出表现在来水量逐年减少、水质严重污染、泥沙淤积严重等方面。官厅水库水质早就下降到五类水以上，被迫于1985年退出了北京市饮用水源的行列。因此，目前北京市饮用水源就只有密云水库、怀柔水库这“两盆水”了。但是，密云水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供水量在不断减少的同时，水质也出现了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原因之一就有上述常见的粪便直排和化肥、农药等造成的“面源”污染。

尽管北京加大了水源保护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突出表现在经费使用不当。在9月份召开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市人大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宝善指出，北京对1.5亿元的水源地保护专项资金使用中，真正用于水源地保护的仅有8千多万元。北京547条小流域还有266条未治理。按照目前每年治理20条的速度，还需要13年多才能初步治理一遍，显然不能满足尽快改变北京水源地生态质量的要求，更何况有些治理还可能出现“反弹”。而对于上游水源地的生态治理则是“鞭长莫及”。

在上游水源保护方面，人们倾向于造林涵养水源，而对于来自农田和人畜粪便污染则重视不够。北京计划从2007年开始到2011年，投入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完成20万亩水源保护林建设工程;在继续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基础上，启动京北风沙危害区植被恢复与水源保护林建设等一批生态治理工程。但在这些项目中，并没有对来自社区生产、生存和消费方式带来的水源污染进行专项治理，如上游露天粪便治理就没有考虑进去。

实际上，粪便是非常好的农业资源，目前还可能是“稀有”资源。由于近年来现代农业的普及，化肥替代了有机肥，种植业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越来越大，这对上游水源保护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在水源保护问题上，上游穷，下游富，如果治理措施不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北京市拿出少量的费用用于上游农业经营方式更新，由发展无机农业改为发展有机农业，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用秸秆发展动物养殖，粪便发展沼气产业，沼渣沼液还田，替代化石能源和保护山地植被;学校建立大型沼气池或化粪池，杜绝粪便直排河流;北京市民消费上游的有机产品，农民有切实的收入保障，那么，上游水源保护的难度就可以大大降低了。

针对北京水源保护问题，根据现场调研和专家研讨的结果，我们建议北京市应将治理重点转移到以下几个具体工作上来：

第一，迅速建立包括密云水库、官厅水库、怀柔水库在内，以保护水质水量为主，兼顾防风固沙的“京北水源地生态安全功能保护区”。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规划与设计北京水源保护功能区，解决水源地的生态安全问题。由水利部牵头，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密切配合，统一领导、统一认识、统一法规，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克服目前分散管理的各种弊端。功能区建立后，各种土地利用格局需要进行合理调整与科学规划。

第二，运用市场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将下游吃水的高额费用与上游产水与保水的“生态补偿”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良性循环。水源上游地区改变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减少人口和牲畜压力，腾出来的大量土地恢复森林或草原植被，由产粮区或产肉区变成产水区，其经济的损失由北京市征收的水费中合理补偿。即使种地，也应当发展有机农业，将人畜粪便作为有机农业的重要资源利用起来，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减少并最终杜绝化肥与农药的使用。

第三，生态治理必须与上游地区的脱贫致富联系起来。在水源上游，生态治理的难点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为的压力。应当主动帮助社区解决能源问题(如建立沼气池、沼气供气站等)、卫生问题(如建立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等)。从而保证产水区有足够的植被覆盖，产出足够的水，并保证入库水为清洁之水。

北京水源保护刻不容缓，这是关系到首都居民安全、国家形象、奥运能否成功的大计，行动宜早不宜迟。希望有关单位密切配合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方案，妥善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尽快实现上游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