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0岁的人，如果是学艺术的，也许他已经成名，家财万贯；而一个30岁的研究人员，还处在知识的积累中。科学家都是‘苦行僧’，有信仰、有毅力方能成功。而成功的时候也许已经一把年纪了。所以不是还有部分科研人员为了快速成名，抄袭、剽窃吗？”
去年12月26日，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孙万儒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如此评价做基础研究的尴尬。
基础研究是激发原始性创新的源泉，是实现技术转化的原动力，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改革开放前期，我国非常重视基础研究。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开始支持基础科学前沿的创新活动。同年又设立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支持高技术研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施“稳定地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1997年，我国设立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支持国民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随着全社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认识的加深，我国基础研究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基础研究经费逐年增加。
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2002年达到73.8亿元，是1987年（4.5亿元）的15.4倍。而按可比价计算，基础研究经费年平均增长率1987~1995年期间只有7.2%，1995~2000年提高到 20.3%，2000~2002年达到25.1%。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02亿元，2005年、2006年分别达到135亿元和148亿元。最新发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180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我国研发投入提出了阶段性目标。《纲要》指出，到2010年，将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到2%，2020年要达到2.5%以上，201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要达到3600亿元，2020年达到9000亿元。这一系列规划旨在加强基础研究，使得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在这样的形势下，基础研究怎么还会出现孙万儒教授所说的那般尴尬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虽然每年都在不断攀升，总量也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与美、日、德等传统科技强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人均值和占GDP的比例明显偏低。
4月22日，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张先恩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指出，我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1%，近年虽逐渐增加到接近1.5%，仍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由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组成）国家（＞2.5%），而且其中大多用来发展实用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多年来仅为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5%，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约20%以上）。
同时，从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来看，我国科研经费的分配比例也并不合理。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率太小，制约我国基础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2007年，世界经合组织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体制评估报告中指出，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中国的科研支出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更新设备和设施以及对于新产品的实验研究，而在基础研究、长期创新基础平台等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
研发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基础研究阶段、应用研究阶段以及试验开发研究阶段。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协调机制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三者所占比例大致保持在1：3∶14。与此不同的是，目前美国、日本、德国等核心创新型国家，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上基本一致——大致保持在1∶2∶5的水平上，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一般在12%~15%之间，应用研究投入强度一般在25%左右，试验与发展投入强度在60%~63%之间。
导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难以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研发经费增长部分主要源于企业试验发展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对研发活动的第三阶段的投入，而企业内部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很少，往往是由国家政府支出。所以，我国基础研究活动虽然正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相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规模和企业迅速增长的试验发展活动而言，基础研究投入仍处在较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对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也有一定阻碍作用。基础研究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进行长期地、系统地积累和探索。然而，“论文化”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简单地将论文与职称、学位、奖金等利益挂钩，使得科研人员更多地受到物质利益的驱使，追求短期化效益，为论文而论文，重数量而轻质量，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更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评价鉴定科技成果时，存在只注重研究的学术价值而忽视社会经济价值的情况，致使科研人员往往注重成果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原理上的合理性，而忽视了可行性，能够进入中试阶段并最终形成产业的重大科研成果，可谓凤毛麟角。
久而久之，许多科研人员缺乏经济意识，大量研发经费最终换来的，只是放在抽屉里的论文。基础研究与市场脱节，让研究成果不能有效地转化成产品，无法形成产业链乃至商业化，更不可能指望它们到国际市场上冲锋陷阵。
“珠穆朗玛峰只能出现在青藏高原，不可能出现在平原；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等科学明珠只会产生于人才高地、科学沃土。加强创新环境建设，再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我国原始性的顶尖科学成果一定会层出不穷。”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张先恩感慨道。
因此，我国在继续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调整研发经费比例的同时，政府和科学界更要努力营造可持续发展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从完善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入手，逐步克服我国当前科技界的急躁情绪，扭转我国当前科技界的急功近利倾向，将基础研究真正培养成科技创新的沃土，让基础研究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中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