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大兴安岭的标准变了：以前看伐倒多少棵树，计算木材价值；现在看有多少活立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作为中国地域最北、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总面积8.4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个奥地利或137个新加坡。除了被视为木屏风、木地板的材料来源，大兴安岭近年来更承载着“中国北方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北方重要的雨水贮存地“东北亚之肺”、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区”等多种功能。
8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提到，要促进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调减森林采伐量，加快林区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规划》。
8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走进这片林区，看见了由林区定位和功能转向带来的三道“考题”。
砍，还是不砍？ “这片樟子松林过去只是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沟，现在是亚洲最大、全国唯一的珍稀沙地樟子松故乡，是国家指定的‘三北’防护林建设种子林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红花尔基林业局副局长张道光指着郁郁葱葱的林海说，呼伦贝尔市的最南侧的樟子松林，是“三北”防护林的第一道绿色屏障。从这里移植出去的野生樟子松种苗在“三北”地区广泛应用，对治理荒漠化、构建绿色长城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
据红花尔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葛玉祥介绍，森林防火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樟子松油脂较多，这里又经常出现雷击火，火灾后森林病虫灾害特别严重。过火后，樟子松的树皮油脂被烧干，天牛会趁势侵入，如果树叶黄了，树就没救了。
然而，在当地人眼中还有一种“不冒烟的火灾”，更令人心痛。
由于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处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树木即使烧死了，也不能由人来伐倒。而死树会招来天牛等害虫，几年内死树周边的活树也会受到影响，慢慢变黄、死去。目前这片樟子松林的过火面积达3564公顷，林木重度烧伤并死亡的有1020公顷。一位林业老员工告诉记者，如果不对过火木进行清理，影响面还会成倍扩大。
“(树)全死了也不能动，成片的活树还会因为死树而死去，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一片林带变为沙带。”上述人士非常激动。
这不禁让人想起20年前的大兴安岭。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发生后，过火有林面积达124多万公顷，此后三年，大兴安岭地区都在组织抢运火烧区的树木。事实上，在一些人看来，有些过火的林木并未被烧死，且时值春天，很多树木还能返青，继续生长。而林业专家则认为，过火木会引起病虫害，应该抢运。
在抢运中，火烧区的树木统统被砍倒，其中不乏一些外地人打着抢运的幌子，砍倒并未过火的林子赚钱。后据统计，在抢运的三年间，抢运区每年采伐的木材总量达8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日常年份的两倍多。由此还带来供应量急剧放大，全国木材价格一路走低，林场职工收入受到影响。一位熟悉情况的退休官员曾指出，火灾和抢运，从经济角度看，是大兴安岭林木资源的两场浩劫。
砍，还是不砍？这道“考题”被推到了今天的红花尔基面前。
如何评估过火木情况并制定处理政策需要智慧。据葛玉祥介绍，目前他们已将实际情况向上级反映，尽管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不能动”，在实验区，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做项目，为森林的相关政策提供更详实的科学依据。
缺钱，更缺人 当林场员工要靠“不砍树”来生存时，他们发现，这种转变首先需要投入。
生态文化旅游是很多林场努力的方向。据了解，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2009年起共投入建设资金1亿元用于森林公园基础设施建设；阿尔山机场已经奠基；为了让人们走进森林，沿路修建了木栈道和风格各异的休息间，方便游人领略林地风光。
国家也从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持。《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规划》中提出，为促进林区经济转型和生态保护，将设立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新设的专项资金将以推进林区产业转型和吸纳就业再就业为主要目标。
事实上，光投入钱还远远不够。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研究员李渤生曾指出，要学会利用高品位的森林资源。在大兴安岭林区，一位从事生态旅游开发的人士随手指出：“大兴安岭大型真菌有300余种，已知有抗癌作用的就有109种。”
“类似这样的科普知识，其实是游客最感兴趣的。”上述人士告诉记者，知识的缺乏和认识的落后比钱的问题更难解决。目前来林区的大学生很少，由于条件艰苦，很多人都把孩子“送出这片林子”。而现有人才中，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为了发展林区的生态旅游，他们曾编写教材并培训了一些导游，但当游客走进林地提出各种问题时，没有一定科学素养的导游“当场就被考倒了”。
最复杂的考题 安国通走到桌边，大家纷纷站起来，有人叫他：“安市长”，有人喊：“安总”。
他曾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常务副市长，近年来被调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集团，任总经理，着手对林区的改制。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目前摆着大兴安岭林区面前的难题是，既要保护好森林，又要顾及林区50万人的生存。
上世纪50年代，国家曾两次大规模开发大兴安岭原始林区，都因自然条件太恶劣而失败。1966年，铁道兵建成了贯穿大兴安岭原始林区225公里的铁路干线，林业职工才算在林区站稳脚跟。最初林区的医院、学校都由林业局建立。1995年，国家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基础上整合经营职能，组建了内蒙古森工集团。
到安国通上任时，公共社会事业需要森工企业每年支付近5亿元。随着国家调减森林采伐量，林区职工收入微薄，普遍工资只有每年1万元左右。有人抱怨，“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与我们无缘。一人生病，全家不活。”
对森工企业来说，“企业办社会”是最难解的方程。安国通最早不愿答这道难题，直到自治区的领导第五次动员他，并且同意协调剥离“企业办社会”，他才答应上任，开始改制。
过去林区的改革反弹，大多是由于剥离出去的人找不到“婆家”，还得回头找森工企业。剥离不是把包袱甩出去，而是要找到接管者。在一次次协调中，森工集团的中小学校、卫生、电视系统等相继完成移交手续，首批移交人员共有两万多人，被呼伦贝尔市按在册人员全部接收，经费由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承担。
安国通说，实现剥离对从根本上改善林区50多万人的民生状况意义重大，地区人均收入和职能增收效益明显，也为企业减负轻装前进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林产工业企业改制也迈开了步伐。
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所辖的1067万公顷范围内，森林资源总量首次超过开发建设初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