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科学需要影响力，科普带来人气和关注

编者按

《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本月起施行。《条例》明确全社会参与科普的工作职责，提出优化科普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科普队伍建设。这将进一步提升公众科学素养，营造科学文化氛围，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厚植土壤。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面对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如何鼓励更多人参与科普？如何顺应传播方式变革，让科学的声音抵达更多人群？本报采访了几位在B站上“玩转科普的UP主”，希望他们的创新与探索给更多人以启发。

科学家应不应该当“网红”？一种声音是，科学家的主业是科研，就应该潜心钻研，频频曝光“赚流量”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另一种声音是，科学家是最了解科学前沿的人，他们不“发球”，科学传播就失去了源头活水。

谈及“网红”科学家，新晋B站年度“百大UP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毫不讳言：“‘红’代表着一种影响力，科学需要这种影响力，社会也希望有更多科学家拥有这种影响力。”

正因如此，为科学“代言”，汪品先很拼：63岁主持南海首次大洋钻探；75岁担任国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82岁乘坐“深海勇士”号下潜南海；86岁入驻B站“吸粉”百万——无论科研还是科普，他都做得风生水起。

在汪品先看来，“科普在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科学传播，更具有改变社会的价值。”这将有可能解决科学与文化的脱节，“两者脱节，牺牲的是创新；两者交汇，创新之花才会绽放”。

谁越会做科普，谁就能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与机会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科学普及其实是一个新事物。”汪品先说，现代科学的产生至今仅有几百年，而科学成为一种职业，更是只有百来年。

只有当科学技术推动社会高速发展，引发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普通人也需要关心科学的时候，科普才会形成一股明显的潮流。“现代社会，新东西层出不穷，如果没有科普这种渠道，光靠当年学校里的知识，人们很难维持在社会上的持续发展。”

科学家的影响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当然，学术成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尤其是有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贡献。其次是领导学术界、培养人才所带来的影响力。”汪品先说，在我国，科普给科学家带来的影响力往往被忽视。

“当学科不断细分之后，交叉与融合正成为科学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他看来，每个人都需要跨领域学习，“与外行沟通”成为了一种“刚需”——谁越会做科普，谁就能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与机会。

汪品先以自己举例，“关注我的人多了，我的影响力变大了，我说话才会被人听到，才能做成想做的事。”他认为，科学家应该善用“网红”带来的人气和关注，而不是一味拒绝与躲避。同时，他也提出，媒体不能向对待娱乐明星那样“捧”科学家。比如，“科学家肯定不是靠形象吃饭的，我就很不喜欢拗造型。”

最近，汪品先又录制了几段视频，即将在B站上推出。“我跟策划团队提议，不要老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说，好像说书先生那样。为什么不能把我做报告用的插图用进去？一图胜千言，传递的信息量更大。”他希望，科学家可以和媒体一起探索更适合科学的传播方式，通过科普，把科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力，真正地、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学术高处，科研与科普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科普形式表达科学成果，不是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学水平。”在汪品先看来，过去有一种误会，以为讲得越深水平越高，而“深”的标准就是不容易懂。事实正好相反，科学家只有理解透彻，才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

真理是简单的，只能一字不漏念稿子的科学观点，往往不见得是真理。“在学术的高处，科学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应当无缝衔接。”

对于国家“南海深部计划”的创意解读，是汪品先的得意之作。他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说书人的风格，把整整八年的科考研究浓缩成约一小时的《南海演义》。

高质量科普需要科学家的参与，做科研的专业人员有着做高质量科普的天然优势。但令汪品先痛心的是，很多科普读物往往大同小异，很多都是“二手货”。

汪品先认为，中文科普质量不够高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手货”。“源头几乎都来自外文，第一个人翻错了，大家就都跟着错。”因此，科学家参与科普，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前两年，汪品先在整理“阿尔文号”深潜发现深海热液的过程时，发现国内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说错了。“也许你会说，差这点细节并不重要，殊不知，正是过程里的细节，可以给后人如何做研究的启发。”

汪品先认为，科学家自己动手做科普，不仅有优越性，而且有必要性。从这个意义来说，由他撰写的《深海浅说》获评“2020中国好书”，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

科普的意义不仅在于科学传播，更能孕育创新改变社会

“科普对于中国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科学传播，更在于科学与文化的融合。”汪品先认为，科学的源头创新，需要有文化土壤。源头创新和一般的科学进步不同，往往要从科学之外得到启发，这就是文化。

“牛顿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澡盆，都不属于科学范畴，而创新思维就从那里萌芽。”他说，反过来，科学创新一旦实现，又会对文化进行反哺，成为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力量。

其实，中国科学界向来就有文理兼修的优良传统。汪品先举例，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赵元任，不仅是物理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我国地质学泰斗尹赞勋，1940年亲自编写过中国地质学会会歌《大哉我中华》。

“大学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大障碍。”为此，汪品先两度在同济大学开设了“科学与文化”的通识大课，课程本身就是集教育与科普于一身。随后，这门课通过网络，直接进入了社会科普的领域，产生了更为巨大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