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防治：如何啃下硬骨头之调整能源结构

　　“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之一。能源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评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富煤”“少油”“短气”的特点，导致我国长期以来以煤炭消费为主，能源消费结构不够合理，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长期存在。油气短缺加深了我国能源的对外依赖性，妨碍能源的安全建设。可再生能源虽前景广阔，却需要技术、成本、制度等多重配套建设的步步紧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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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能源消费仍处较高水平

　　 199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首次超过能源生产总量。此后，尽管能源生产总量稳步增长，却始终保持能源供给小于需求的特征，且缺口逐渐扩大。如今，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而我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

　　 近30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保持较高速增长，工业能源消费也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工业能源消费量占比一直维持在70%以上。

　　 十二五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能源消费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工业能源消费增长率为负的1.15%，首次实现下降，而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费。与此同时，工业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2015年，工业能源消费比重低于70%，为67.97%。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韩文科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中央政府在2015年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目的就在于“一石多鸟”。

　　 “很多人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提出来，治理污染就成为唯一的大事，其实不然。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恰恰是我们不能只顾经济发展，也需要顾及环境保护，所以我们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也需要通过治理环境获得更优质的经济增长。在天秤两端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我们要不偏不倚。另外，治理污染必定涉及民生，政府推行以电代煤、以气代煤，必然关系到冬季取暖；政府决定关停一些高污染企业，也必然关系到当地民众就业。改革从来不是一个单向、单维度的事情。”韩文科这样说。

　　 能源消费结构改革亦如此。我国能源消费大头在工业领域，而工业行业内部，能源消费的集中度也比较高。

　　 2015年以来，在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中，制造业的比重持续维持在87%以上。石油化工、化学原料以及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以及有色金属冶炼等属于典型的高耗能行业，在工业能源消费中占据主导位置。

　　 “上述特征决定了，能源消费结构改革至少要照顾两个方面：一个是减少对非清洁能源，尤其是高污染能源的依赖；另一个就是大幅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使用，而且要用比较绿色的方式去生产能源。”韩文科这样总结。

　　 2017年7月5日，英国石油公司（BP Amoco）发布《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年）》，指出当前世界五大能源先后为石油、煤炭、天然气、水电、核能（以消耗量计算）。世界能源委员会则预测，在经济加速发展的条件下，煤炭有望在2020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能源。

　　 在中国，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我国煤炭预测储量为4万亿吨，保有储量为966亿吨，位居世界第三。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以及中短期未来，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燃料仍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主要构成。

　　 不过，洁净煤技术（Clean Coal Technology，CTT）日渐发展成熟，煤炭经过加工也可以成为清洁高效的能源。1995年，中国成立了国家清洁煤技术协调领导小组；1997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旨在控制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度、提高利用效率，成效显著。

　　 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在增加

　　 清洁能源，即绿色能源，是指不排放污染物、能够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能源，它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核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能源。但因安全、技术、时机、成本、军事敏感等多方面问题，核能短期内尚不能成为与化石燃料并列的主要能源。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地热能等。它们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不过，在国内，可再生能源主要有三大类：风电、光伏和生物质能。风电即风力发电，把风的动能转为电能。光伏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简称，即利用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应，将太阳光辐射能直接转为电能的新型发电系统，可独立运行，也可并网运行。生物质能，就是利用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木质纤维素、农产品加工业下脚料等材料提供能量。”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静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生物质能曾经在中国比较流行，比如用玉米做乙醇，用碎木料用于燃料发电，但最终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生物质能大量消耗植物秸秆或粮食，中国不像美国或者巴西这类玉米出口大国，不能大量提供生物质能的原料。

　　 风电在近十年得到快速发展，但因风力分布有限，国内较大的风场都设在新疆或者内蒙古，经历过一段高速发展后，现在也缓慢下来。王文静表示，风电对风力有一定要求，经常出现台风或者风力长期较小的区域，均不太适合建设风场。

　　 光伏发电最值得一提。2018年1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高达53.06GW（G代表十的九次方），居可再生能源之首。

　　 “我国光伏发电在2016年也实现了51GW的数量，再加上曾经的安装量，光伏发电早已超过100GW。可以说，这会对整个能源供应体系产生影响，但这里的‘影响’并没有很大。换言之，我国可再生能源在全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不足10%，可提升空间仍然很大。”王文静如此分析。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学者们更加了解化石能源的不稳定性。欧洲一些学者深刻认识到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因此，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政策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如今，欧盟已被称为“能源国家规制最为先进的实验室”，是近20年来世界上最活跃的可再生能源法制定者。

　　 2017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计划显示，为实现欧盟2030年能源与气候变化目标，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容量份额或需达到50%，同时，要将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中的比重提升至27%。目前，欧洲约2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配套设施要跟进

　　 不可再生能源终有一天会枯竭，因此，可再生能源对国家发展而言是必经之路。对于后者，中国的研究与开发均晚一些，目前和未来，还要面对一些困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际刚对《经济》记者表示，中国目前处于工业2.0阶段，未来还会经历工业3.0或者工业4.0，这就意味着工业产业仍会得到大幅发展。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重化工业（即重工业和化工业）会达到一个顶峰，而这些领域对能源消耗的要求是很高的。按照国家层面的计划，上述领域会在2020年或2025年前达到峰值。在此之前，我国产业对能源消耗的要求应该还会继续上升。同时，中国也在推进服务业的全面发展，其中有些产业比如交通运输，同样是高耗能的。在产业全面发展和提升的时候，我国对能源消耗的需要并不会降低。”魏际刚这样分析。

　　 而可再生能源想要大规模得到应用，至少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技术成熟、成本可控、上网和运输体系完备、具备监管制度。

　　 技术和成本紧密相连。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不能整体降低其成本，该能源对非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性就会较弱，即使政府愿意提供大量补贴，企业也不一定有实力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想要规模性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风电，就需要为风电进入已有电网提供条件。显然，其中还隐藏着新能源集团与传统能源集团的利益协调问题。

　　 至于监管和政策，更为复杂。2017年冬季，中国北方遭遇大面积“气荒”，暴露了天然气匮乏的问题。我国天然气的使用总量中，约30%需要进口；国际天然气价格并不昂贵，但想要进口到国内，还需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如何在现实需求和政策更替中平稳过渡，是可再生能源未来不可避免的问题。

　　 “所以，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使用，一定要加个时间的话，大概要等到2030年以后了。要完善从生产到运输、交易、终端供给整个网络，需要很长时间。”魏际刚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