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贺电清华大学杨振宁百岁大会，潘建伟谈若干往事

习近平贺电清华大学杨振宁百岁，潘建伟谈若干往事

9月23日 由新华社报道 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9月22日到清华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代表习近平赠送花篮，转达习近平对他百岁生日的祝福，祝愿他健康长寿。9月22日下午，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

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上世纪40年代赴美留学任教。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20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2003年起，杨振宁回国定居并在清华大学任教，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会上杨教授发表如下讲话：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跟中国物理学会合办的庆祝我农历一百岁的生日。我没有想到你们请到了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很多交往。我是整整五十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次访问除了看了住院的父亲以外，我还看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他1971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发表在一本书里头，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原子弹爆了以后，美国的报纸很快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我注意到，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另外一个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我认识寒春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所以我在1971年4个礼拜的访问之中就非常想问这些问题，问寒春参加中国的原子弹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最后在北京几个礼拜后，我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就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是去飞机场的时候，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我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说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然后告诉我。

所以那天他就去跟组织接触了，组织告诉他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他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第二天派专人到上海，到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厦，在吃饭的时候信差送来了这封信，这封信现在已经出版在我的一本新书里头。这个信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因为它除了讲他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边还有几段显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潘建伟：我与杨振宁先生交往的若干往事

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他自身取得的卓越成就，更在于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是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出顶尖的科学发现，激励着众多年轻学者投身于科学探索之中。一路走来，我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得到杨先生的有益指引。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1992年6月。当时，中国科大为了庆祝杨先生70岁生日，举办了非线性科学与理论物理学术报告会。我当时刚刚本科毕业，兴冲冲地一早就来到了会场，非常巧地正好坐在杨先生的身后。

那时候还没有PPT，参会的谢希德、葛庭燧等老先生都是手拿胶片在幻灯机上边写边讲，将熟记于胸的复杂原理娓娓道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生，确实是感受到大师精于治学的风范，当然也听不太懂。我还清晰地记得杨先生当时讲过的一段话：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听这样的报告不一定马上就能有所收获，但也许在将来某个时刻，你会发现你以前所听到的会影响你的一生。

实事求是地讲，当年的那场学术报告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过于深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杨先生的这句话；而没过几年，这句话就得到了应验。1995年，我参加了葛墨林先生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当时我在科大读研，学习的是量子物理基础理论。我趁着理论物理研讨的机会，希望可以与前辈们交流一下我硕士论文的内容，做了关于量子芝诺效应的报告。

在会议上，我了解到杨先生认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果然，后来激光冷却原子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BEC的发现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当年Eric Cornell、Wolfgang Ketterle、Carl Wieman刚刚实验实现BEC，杨先生就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它的重要性，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BEC这一概念。南开大学的这次会议，对我后来科研道路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6年我到奥地利留学，从此进入了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最初我们开展的是量子光学实验，但随着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发展，由BEC而兴起的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对于实现可扩展的量子模拟和计算的重要价值愈发显现。因此，我在从事光量子信息研究的初期，就拟定了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这一长远目标。时至今日，这个方向一直是我们实验室工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2001年，我开始在中国科大组建实验室，在国内开展光量子信息研究工作。正是为了超冷原子量子调控的梦想，在国内发展光量子信息技术的同时，2003年起，我又在德国洪堡基金会索菲亚奖（Sofja Kovalevskaja Prize）、欧盟玛丽·居里杰出研究奖（Marie Curie Excellence Award）以及德国研究协会（DFG）Emmy Noether基金的支持下，在德国开展合作研究，积累相关的技术。

到了2004年，我们在国内的团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当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五光子纠缠，我国的量子信息实验研究终于走在了国际前列。2005年3月，朱邦芬老师告诉我，杨先生对五光子纠缠的工作很感兴趣，问我能否向杨先生介绍一下量子信息技术。

那是我第一次和杨先生面对面地交流。我们在杨先生的办公室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杨先生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末了还意犹未尽地邀请我到家里吃饭。通过与杨先生的交谈，我感受到他虽然已是高龄，但思路却非常的清晰，对于新鲜事物，比如我所从事的量子信息研究，更是如同孩童般充满好奇，这也许就是杨先生之所以成为物理学大师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