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制度性障碍亟待变革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一个8亿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8亿城市人口的国家，城镇化率从18%提升到58%。

中国在创造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城镇化的奇迹。进入新时代，由“上半场”转向“下半场”的中国城镇化该何去何从？

“这个阶段主要的特征就是由单纯的城市化转变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6月2日召开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上抛出这一观点。

钱穆先生说：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

中国人的根在乡村。“只有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提升，才能完成中华民族进入城镇化的新时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说。

他表示，农村是我们提升城镇化品质非常重要的保障。不能简单地把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而是要把城市治理好，把农村振兴起来。

不过，这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坦言，实现城乡协同、乡村振兴的制度性障碍亟待变革。

他认为，现在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级制度三个制度性障碍。“如果这些制度性障碍不解除的话，乡村振兴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

回顾过去40年，之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如此之快，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晋保平看来，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大大地推动资源向城市流动，这种资源包括资本、人才、土地等很多方面。

那么，在今后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更多地考虑乡村振兴呢？他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调整和控制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快速流动的同时，尽可能向农村流动。

“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乡村发展，乡村振兴可能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直言。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古村落保护。“村落的衰败在于外界的资源进不去。”晋保平说，宅基地产权不明确、户籍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人才进不去，资本进不去，包括其他社会资源进去也很困难。

为此，他呼吁，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妥善解决城市与农村融合发展问题，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认真研究如何能够把资源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向农村倾斜。

其实，未来还是可期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成为一种新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表示，未来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

她在研究中发现，近年来，人口由农村往城里迁移出现了速度减缓的趋势。2001-200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万，2013-2015年平均每年增加183万。与此同时，我国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的速度在加快。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我们要赋予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