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学术沙龙聚焦传染病遗传易感性

　　传染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染的多种疾病的总称。传染病曾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恐慌，鼠疫、霍乱都曾在历史上肆虐一时。传染性疾病及其造成的潜在影响至今仍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及人民身心健康等各个方面。

　　为探讨传染病与遗传易感性的关系，控制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中国科协第43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将主题确定为“传染病的遗传易感性”。由中国麻风病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会长张国成，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张福仁共同担任领衔专家，来自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等5所科研机构的27名学者参加了沙龙。

　　有关专家在沙龙上介绍，传染病种类众多，我国已确定包括2009年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等传染病共39种。目前，甲类传染病鼠疫和霍乱控制情况较好，未出现较大规模的流行，但乙类和丙类传染病流行形势一直比较严峻，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其中，麻风病是导致畸残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曾在全球广泛流行，与结核、梅毒并称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我国曾是麻风病严重流行的国家之一，1975年全国登记麻风病人47万例，长期以来被视为可致畸残和难以治愈的烈性传染病。最近30年来由于政府的重视、关怀以及科学的进步，该病已成为可防可治的疾病，社会印象已有所改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提出了力争在世纪末实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按世界卫生大会（WHA）消除麻风公共卫生问题的患病率（1/10000）标准，我国以国家为单位于1981年达标，以省（市、区）为单位于1992年达标，以县（市）为单位统计，1996年达标县市为98.4％。

　　但近15年来，我国麻风病每年新发病例数没有显著减少，新发患者中儿童病例始终持续在4%左右，表明某些地区传染尚未控制；新患者畸残率波动在27%～40%左右，表明麻风病的早期发现尚有问题。

　　专家表示，传染病的发生是致病微生物、宿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传染病的斗争过程中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微生物在不断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能够对不同的环境信号作出反应，快速改变基因表达方式，导致出现新型传染性疾病，如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型流感病毒。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微生物与人类的生物学特征变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曾经得以控制的疾病（如结核、疟疾、霍乱、鼠疫）又重新在小范围内流行。因此，人类与致病微生物之间的斗争将是漫长而持久的。老传染性疾病的死灰复燃和新传染性疾病的不断出现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公共卫生局面，这是人类在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严峻的现实。而病原体和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感染与否以及感染后临床的不同表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对病原体的暴露机会、病原体的毒力差异、个体的健康状态和宿主的遗传因素等。这其中个体的遗传因素有着重要的作用，遗传易感性是指由遗传决定的易于患某种疾病的倾向性。

　　以麻风病为例，作为传染病，其致病源麻风分枝杆菌的基因组序列已经测定，研究人员比较了来自印度、巴西、泰国和美国四个不同地域的麻风菌的基因组序列，尽管四种麻风分枝杆菌分别来自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地方，但对这四个基因组序列的对比分析显示，它们之间的相同程度高达99.995%。这充分证明麻风分枝杆菌变异性极低。麻风分枝杆菌缺少多样性的事实表明，麻风病临床复杂表现主要取决于宿主差异而非麻风菌。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至少有两组基因控制人体对麻风分枝杆菌的免疫反应，说明麻风分枝杆菌感染个体后发病与否、个体发病后的临床表现都与基因相关。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张福仁领衔的研究团队历时数年，在山东、江苏、云南、安徽等省份收集麻风病例和正常对照标本数万份，建立了麻风病的遗传资源库。在此基础上，采用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方法对数以万例的麻风病患者及正常对照进行研究，发现了麻风病的7个易感基因，首次从分子生物学水平阐明了麻风病的发病机制，实验结果得到了国际公认，这一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已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同样，其他传染病也具有类似的模式。例如结核病，结核是我国单一感染因素引起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但是在感染人群中仅1/10发病，这表明个体差异可能与结核病易感性相关。

　　因此，医学界认为其他的传染性疾病可能也具有类似的遗传背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遗传易感性成为国内外传染病研究领域的热点。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基因组计划、基因作图、单体型图的完成及基因芯片的应用，为传染病的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工具和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括麻风病、艾滋病、肝炎、结核、脑膜炎等越来越多的传染病的易感基因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