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低碳城市，现实离理想还很远

　　绿色出行是践行低碳生活理念的方式之一。 

　　山东枣庄市小学生在校园门口参与“地球一小时”宣传活动。

　　社区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基础单位，目前，我国对低碳的关注度很高，同时对社区的关注度也很高，但对二者相结合的低碳社区的关注度却并不高。

　　建设低碳社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应该从一度电、一立方水、一块隔热玻璃这些小的方面做起。在全社会实现低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础单位，集生活、服务、消费等综合功能于一体，也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基础单位。然而，《中国科学报》记者调查采访发现，实现低碳城市从社区突围，现实与理想、行动与概念之间仍相距甚远。

　　由于低碳社区评价体系混乱、居民日常生活习惯使然，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多重原因，我国低碳城市建设正深陷“囚徒困境”的泥淖之中。

　　近期，《中国科学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朝阳区传媒大学家属院、通惠家园小区，东城区南馆公园附近的社区，以及西城区阜外大街281号院，实地了解北京市低碳社区的发展现状以及社区居民的“低碳观”。

　　“低碳就是要爱护环境，节水节电，进行垃圾分类。”传媒大学家属院一位年已古稀的李姓老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低碳就是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少开车。”东直门中学一名学生说。

　　虽然现在的城市居民对于“低碳”二字并不陌生，但让人忧虑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低碳社区建设情况仍不容乐观，很多社区居民往往不拘小节，缺乏实际节能行动。

　　“我、老伴儿还有儿子，一个月用7吨水就够了，少的时候只需3吨水。”家住东城区南馆公园附近小区的杨兴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用杨兴华自己的话说，因为以前下过乡，过过苦日子，所以对节水特别注意。她家的洗脸水、洗菜水都会积攒下来冲厕所。

　　然而，她也表示，虽然小区里节约用水的人不少，但也有一些家庭一个月用水高达20多吨。“看看电视上播的吃不上水的山区、干旱地区，常常觉得焦心！北京城已经这么缺水了，再这样下去，要吃不上水了！”她焦急地说。

　　“说到底还是老人比较‘抠’，年轻人都不怎么在意节约用电，家里的热水器、电灯经常忘关。”在南馆公园附近的小区，几位聊天的老太太对记者说。

　　以垃圾分类为例，一些小区目前还没有垃圾分类这一项，即使有，分类工作也是有名无实。

　　在阜外大街281号院，记者看到在院里每个单元楼门前都有一个高1.2米左右、宽近1米的大个儿黑色垃圾桶。院子里的居民告诉记者，他们的生活垃圾都不分类，全都一股脑儿扔在塑料大桶里。

　　通惠家园小区一位田姓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居民在丢垃圾时会把塑料瓶等有人回收的物品挑出来，放在楼门口，其他垃圾则不进行分类直接丢弃。

　　此外，还有居民表示，小区内没有废旧电池回收箱，给电池回收带来不便。

　　对此，必维国际检验集团工业与设施事业部绿色建筑技术经理袁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种类不全是限制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城市垃圾回收系统应分别就不同种类的垃圾设置玻璃、塑料、纸制品、电子产品等不同的回收箱，以更严格的分类措施促进回收资源再利用。

　　今年40多岁的石墨从台湾来内地定居已有多年。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关于光污染的例子。小时候，他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夜里人们驾车等红灯的时候就会把车大灯关掉。他来内地之后，看到并没有人这样做。

　　“晚上的大车灯晃得眼睛很不舒服，等红灯时关闭大灯，不仅减少光污染，也可以省油减碳。”他说。

　　“目前，低碳的关注度很高，社区的关注度也很高，但二者相结合的低碳社区的关注度却很低，这是目前低碳社区建设的一个现状。”近日，在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和台湾南华大学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低碳城市与低碳社区建设研讨会”上，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运行与管理实验室主任刘建兵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刘建兵及其团队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名为“低碳社区测评方法及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工程项目。项目组提出了一个综合社区工作范式及碳核查范式的低碳社区评价理论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为对象建设一个示范社区。

　　项目组研究发现，社区碳核查体系缺失是当前低碳社区建设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为此，项目组正在为羊坊店街道建立社区碳核查体系，开发了相应的信息系统，并在街道6个社区进行试点。

　　“建设低碳社区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和制度，以推动这一工作持续开展。另外，从我们的研究经验来看，一些街道和社区已经有较好的低碳意识，并开展了一些小规模的实践工作，但总体上基础还非常薄弱，在培训、宣讲方面也缺乏能力和经验，需要相关专业机构的帮助和支持。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定低碳社区评价指标时要考虑的问题。”刘建兵说。

　　在家庭节能方面，总体节水节电系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同时，供水、太阳能改进等基础设施改造也没有完全开展。

　　同时，低碳社区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是低碳社区建设中的重要部分，可以推动居民参与，达到低碳化的目标。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衡量与评价体系。

　　对此，袁圆认为，低碳社区环境可以从周边配套、绿化面积、人员可活动面积、社区雨水回收与利用、社区垃圾分类，以及小区风环境、光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对于低碳社区内的建筑，可从其节水、节能、节材及室内空气品质等方面进行评价。

　　然而，刘建兵认为，对于低碳社区来说，评价的主要对象是人，基础设施、建筑、太阳能等方面的考量并非主旨。而当前的碳核查体系主要基于交易目的，用于企业；指标体系则通过设立标杆，限定碳生产与消费量，均不适用于社区评价标准。

　　维持一个人每天的日常活动大概需要4000千卡的能量，相当于0.5升油当量的能耗，等同于一个200瓦的灯泡24小时不间断工作所需能源。然而，人类平均生活水平每天所消耗的能源为9.3升油当量，约为基本生存所需的20倍。

　　油当量是按标准油的热值计算各种能源量的换算指标，1升油当量即1升油所能产生的能量。

　　日前，记者从“2012和谐能源之旅”全球巡展上了解到，生产9.3升油当量的产品需要消耗14升油当量的一次性能源。由于能源在开发、生产、转化、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耗量相当严重。人类日常生活中就有超过4升的油当量损失。

　　以老少皆知的牛仔裤为例，它从棉田采摘、纺成纱线、裁剪、销售、洗涤、垃圾处理整个过程无一不需要能源消耗，牛仔裤的“一生”大约需要消耗60升油当量。

　　未来，随着全球人口增长，人类将面临更大的能源挑战。1900年，世界人口为16亿，人均能源日消耗为2.2升油当量；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3倍多，能源消耗也达到原来的2.5倍。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

　　“虽然我国没有历史碳排放的责任，而且人均碳排放量均低于发达国家，但我国碳排放总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位。因此如果减排不从现在开始，不抓紧建设低碳城市，等到拉闸限电的那一天，就只能抓瞎了。”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大鹏如是说。

　　“除了低碳生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一次性能源消耗很快，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将会更快面临资源大量短缺的那一天。”德国旭格公司中国区专家Andreas Gursch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他认为，建设低碳城市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应该从一度电、一立方水、一块隔热玻璃等这些小的方面做起，要“拘小节”。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Andreas认为，实现节能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鼓励，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通过价格机制对一次性能源价格进行调节。

　　以电价为例，我国大陆居民用电约为一度电0.5元，日本则超过17日元，德国是0.25欧元，分别是这个价格的3倍和5倍。“必须在政策上予以合理化，这样大家在用电的时候才能考虑到节能。”Andreas说。

　　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各国收入不同，我国很多居民收入甚至不足西方国家的1/10，能源价格定位也不应该“一刀切”。实现节电除了需要居民注重日常生活节约以外，还应从提升能源利用率、节省发电成本上下功夫。

　　据了解，在全球范围内，建筑物二氧化碳释放量占二氧化碳总释放量的33%，建筑物消耗的原料和能源占全部消耗量的40%。为了提升能源效率，欧洲大力推行“灰色”可持续发展，对老房子大量进行修建与翻新。

　　与我国50～70年的房子使用周期相比，欧洲的房龄可以达到200多年。尽管很多房子因为建造年代久远，隔热功能远不如新式建筑，但欧洲人不会轻易就此拆除。因此，在欧洲盖新房的公司只有50%，另外一半是修建老房的公司。政府一方面鼓励百姓不建新房，另一方面对修建旧房的个人给予补助或者补贴，比如允许修房的个人进行低息贷款等。

　　“欧洲土地资源紧张，没有更多的空地盖新楼，另外，老房子也是历史的见证。修缮以后的房子同样舒适，并且很多百年以上的老房子到现在还跟新建的房子一样漂亮。”Andreas说。

　　Andreas介绍，在德国有一种叫做energy plant的独立建筑，日常生活中利用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取暖，不需要其他一次性能源，一年发的电却比所用的电都要多。然而，由于这些建筑材料非常昂贵，现在还不能让所有建筑全部做到这一点。不过也可以通过更换和使用LED灯具、采用具有隔热功能的墙壁与玻璃实现节能。

　　1978年，德国政府开始制定节能标准，经过30年的政府引导，目前，德国社区、办公大楼、医院等建筑用材以及基础设施已经基本达到节能的标准。

　　近五六十年来，台湾气温上升了1.4度，是世界平均值的两倍，全球排名第22位。在海峡两岸低碳城市与低碳社区建设研讨会上，台湾南华大学教授、环境管理研究所主任赵家民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从2009年开始，台湾开始自上而下推动了低碳城市计划。

　　据赵家民介绍，台湾人口的80%聚集在所谓都市之内。各个城市通过签署节能减碳协议，开展低碳社区建设与评比活动。以嘉义县为例，该县为开展低碳社区建设，在小学生中间进行低碳教育，并由学生对家长进行低碳宣传；在社区开展低碳讲座，并发放小纪念品；同时，当地县级政府也通过官网推广低碳社区的理念。

　　据了解，去年，台湾共评出11个优秀低碳社区，今年将再推选出另外6个。台湾低碳社区的主要指标包含环境绿化、建筑低碳、节能、提出的改善意见建议、绿色运输、再生能源等几个方面。

　　“每个社区的特色不同，要从社区实际出发，让低碳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才能成功。”赵家民说。

　　“城市不仅是全球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者，而且自身面临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的局面，低碳城市建设势在必行。”在海峡两岸低碳城市与低碳社区建设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陈国谦表示。

　　事实上，我国已经有很多城市在低碳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北京国奥村小区建立了以中水循环、太阳能路灯等为特点的低碳社区系统；昆明建了很多湿地，并在石林修建了亚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杭州自行车系统的运行情况甚至可以和法国巴黎相媲美。

　　同时，自2007年起，我国推出“四节一环保”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GBL），目前已有超过200个项目获得认证。此外，自2005年我国第一个项目获得与国际接轨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LEED认证以后，目前已有超过800个项目注册，超过170个项目获得认证。

　　“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每一个国家与城市的节能标准都不一样，不一定要求统一的国际标准。而是要找到自己的点。”Andreas说。

　　据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目前北京市最大的碳排放“点”在于电力热力生产行业，与全球趋势相同；其次是交通、金属冶炼；此外，食品业等排放量也较大。

　　专家认为，融节能、创新于一体的低碳生活不仅可以实现节能，还可以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

　　“低碳经济应该是智能化、密集化、精细化、人性化的绿色生态循环型的发展模式，是低碳高效和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每个城市都要先摸清底数，做好碳审计，制定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崔大鹏说。

　　目前，中国的人均碳足迹是5吨左右，美国大约是20吨。“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若都像美国一样进行消耗，全球70亿人即使有5个地球也不够用。”崔大鹏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碳足迹是指企业在产品生产活动中和个人在生活、交通等过程中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它描述了一个人的能源意识和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

　　专家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必须走低碳发展之路。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国当前的环境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我国低碳城市建设的劣势在于，国家正处于城市化发展中期，社会发展问题集中。历史上，发达国家在这个时期也都是处于高碳发展的。

　　与此相对，我国有强势的政府调控，同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历史责任，这些是我国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所在。

　　“未来20年，全球50%的新楼房将会建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还有很多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迁移。因此，在低碳社区与低碳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有很大的机会。”Andreas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