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绘制全国地震烈度图
注意科研成果的积累和共享“最近大家都很忙。”在5月20日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举行的四川汶川地震院士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的开场白道出了在场各位两鬓斑白的老院士们的近况。
汶川地震牵动了地学部各位院士的心。地震发生后，他们纷纷搜集资料、了解情况，并积极参与研究工作。
一共有18位院士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他们对地震的形成、预测以及赈灾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以期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负面影响。
警惕强余震：
并不比预测主震容易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首先介绍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基本情况，并与唐山大地震进行了比较。
陈运泰介绍，汶川地震的面波震级，即向公众公布的震级为8.0级，根据矩张量反演得到的震级为7.9级～8.3级;而唐山地震的面波震级和矩张量反演震级分别为7.8级和7.6级。“汶川地震的震级比唐山地震震级要大，震级差至少0.3级，汶川地震释放的能量约为唐山地震的3倍。”
地震发生后，最大的余震可能发生在什么地点，可能多大，什么时候发生?针对公众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陈运泰也作出了一定的分析。
通过对地震台网记录到的数字地震资料，陈运泰和他的学生反演得出了汶川地震断层面上的破裂错动的分布，显示在断裂带上有两个比较大的破裂“亏空”区，即目前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破裂的地方。陈运泰说：“这两个破裂‘亏空’区是很有可能发生大的余震的地方。”但他同时强调：“即使是预测余震，也并不比预测主震容易。”
按照已有的一些震例和统计规律，一般来说，最大余震的震级比主震震级平均低1.2级。陈运泰指出，这个统计规律上下波动幅度很大，根据这个统计规律估算，最大的余震应接近7级。但到现在为止，汶川地震的余震都还是比较“小”的，即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发生在我国华北和西南的地震，包括1965年东川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76年龙陵—潞西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等等，很多都是以所谓‘双震’的形式出现的。”
至于最大余震发生的时间，陈运泰指出，难度就更大了。以往一些震例的经验表明，可以是与主震相隔一个小时，也可以是相隔几个星期。地震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经过几天或者是几十天之后，地震活动逐渐衰减，但常常会在人们将其淡忘时突然来一个“晚期强余震”。
“那将是非常致命的。随着地震活动逐渐衰减，人们常常容易放松对余震的警惕。”陈运泰强调：“这次地震很大，如果是主震型的，发生强余震的震级将很高，接近7级;如果是双震型的，未来发生的地震还可能更大。这两个情况都警示我们，要特别加强对强余震的监测。”
抓住能够解决的问题：
建议绘制全国地震烈度图
离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已经7天，通过政府和媒体的科普，公众对地震虽有常识性了解，但对于很多专业问题仍很模糊。老院士们都表示自己有责任向公众进行科普和解疑。
对于公众非常关注的地震为何不能准确预报的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秀骥给出了他的解释：“100多年以前，气象预报同样也是看蚂蚁搬家、燕子低飞，才知道要下雨了。经过100多年的科学发展，才到了今天的程度。”
气象预报之所以有很大的发展，周秀骥认为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相对而言，地震只有地震站网，而地震站网只有在地震发生了以后才能获得信息，并不知道地下的板块怎么碰撞;而通过地形变化、GPS形变推到地下，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固体力学的动力方程比流体力学方程要复杂得多，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模拟实验，但是离真正的预报，距离还是相当远。“科学急不得，就像100多年以前要求天天作气象预报，也是不可能的。我强调要把科学基础不断提高。”
周秀骥指出，气象上的长期预报远远不如地震。分析国内发生的地震，都脱离不开地震活跃带，因此，地震学家、地质学家能够从长远判断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地震的长期评估预测基本上是对的，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哪一天发生，但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事。
既然预报地震现在还是个公认的难题，周秀骥强调要抓住能够解决的问题。“绘制全国地震烈度图，开展全国烈度区划。毕竟，人是第一位的。建议进一步开展全国的科学地震长期预报规划，制定全国性规划，并在开发建设时严格执行。”
重视积累和共享：
高层决策和科学研究需要集成
“惨不忍睹”是这次会议发言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
看到灾区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灾难，看到最前线的战士们日夜救援，参会的各位专家心情很沉重，同时也感觉到作为科技工作者肩头的重任，他们都认为这次地震灾害对科学界提出了新的要求。
遥感、地学专家李小文院士建议，在国家层面上统筹遥感力量的使用和发展，从而做到数据共享、统一指挥、快速反应。这不仅有利于应对突发性事件，还有利于遥感学科的快速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前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但对这次地震灾害仍然非常关注，带病坚持参加这次讨论会。他指出：“首先，一定要重视科技储备，让科技储备为社会服务。其次，地学界有很多相关研究积累。面对自然灾害，科技界应该将更多的科研成果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再次，应该加紧预警系统建设，将其与整个社会发展相联系。最后，开展跨学科系统研究，因为灾害本身是不分学科的，而且地理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相关学科领域需要更多努力，把地学真正作为一个系统科学发展起来，并在技术上给予充分保证。”
最后，秦大河院士对会议讨论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说：“今年春天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都和地学部的专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两次灾害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高层决策和科学研究需要集成。一方面，要做到信息和数据的真正共享;另一方面，要发挥历史资料的作用。我们科研工作者更要善于从前人的基础上吸取营养，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科学是需要一代一代继承的。”
秦大河还特别指出，要注意预防次生灾害，尤其是震区大型水库、中小型水库的安全问题。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首先介绍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基本情况，并与唐山大地震进行了比较。
陈运泰介绍，汶川地震的面波震级，即向公众公布的震级为8.0级，根据矩张量反演得到的震级为7.9级～8.3级;而唐山地震的面波震级和矩张量反演震级分别为7.8级和7.6级。“汶川地震的震级比唐山地震震级要大，震级差至少0.3级，汶川地震释放的能量约为唐山地震的3倍。”
地震发生后，最大的余震可能发生在什么地点，可能多大，什么时候发生?针对公众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陈运泰也作出了一定的分析。
通过对地震台网记录到的数字地震资料，陈运泰和他的学生反演得出了汶川地震断层面上的破裂错动的分布，显示在断裂带上有两个比较大的破裂“亏空”区，即目前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破裂的地方。陈运泰说：“这两个破裂‘亏空’区是很有可能发生大的余震的地方。”但他同时强调：“即使是预测余震，也并不比预测主震容易。”
按照已有的一些震例和统计规律，一般来说，最大余震的震级比主震震级平均低1.2级。陈运泰指出，这个统计规律上下波动幅度很大，根据这个统计规律估算，最大的余震应接近7级。但到现在为止，汶川地震的余震都还是比较“小”的，即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发生在我国华北和西南的地震，包括1965年东川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76年龙陵—潞西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等等，很多都是以所谓‘双震’的形式出现的。”
至于最大余震发生的时间，陈运泰指出，难度就更大了。以往一些震例的经验表明，可以是与主震相隔一个小时，也可以是相隔几个星期。地震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经过几天或者是几十天之后，地震活动逐渐衰减，但常常会在人们将其淡忘时突然来一个“晚期强余震”。
“那将是非常致命的。随着地震活动逐渐衰减，人们常常容易放松对余震的警惕。”陈运泰强调：“这次地震很大，如果是主震型的，发生强余震的震级将很高，接近7级;如果是双震型的，未来发生的地震还可能更大。这两个情况都警示我们，要特别加强对强余震的监测。”
抓住能够解决的问题：
建议绘制全国地震烈度图
离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已经7天，通过政府和媒体的科普，公众对地震虽有常识性了解，但对于很多专业问题仍很模糊。老院士们都表示自己有责任向公众进行科普和解疑。
对于公众非常关注的地震为何不能准确预报的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秀骥给出了他的解释：“100多年以前，气象预报同样也是看蚂蚁搬家、燕子低飞，才知道要下雨了。经过100多年的科学发展，才到了今天的程度。”
气象预报之所以有很大的发展，周秀骥认为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相对而言，地震只有地震站网，而地震站网只有在地震发生了以后才能获得信息，并不知道地下的板块怎么碰撞;而通过地形变化、GPS形变推到地下，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固体力学的动力方程比流体力学方程要复杂得多，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模拟实验，但是离真正的预报，距离还是相当远。“科学急不得，就像100多年以前要求天天作气象预报，也是不可能的。我强调要把科学基础不断提高。”
周秀骥指出，气象上的长期预报远远不如地震。分析国内发生的地震，都脱离不开地震活跃带，因此，地震学家、地质学家能够从长远判断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地震的长期评估预测基本上是对的，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哪一天发生，但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事。
既然预报地震现在还是个公认的难题，周秀骥强调要抓住能够解决的问题。“绘制全国地震烈度图，开展全国烈度区划。毕竟，人是第一位的。建议进一步开展全国的科学地震长期预报规划，制定全国性规划，并在开发建设时严格执行。”
重视积累和共享：
高层决策和科学研究需要集成
“惨不忍睹”是这次会议发言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
看到灾区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灾难，看到最前线的战士们日夜救援，参会的各位专家心情很沉重，同时也感觉到作为科技工作者肩头的重任，他们都认为这次地震灾害对科学界提出了新的要求。
遥感、地学专家李小文院士建议，在国家层面上统筹遥感力量的使用和发展，从而做到数据共享、统一指挥、快速反应。这不仅有利于应对突发性事件，还有利于遥感学科的快速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前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但对这次地震灾害仍然非常关注，带病坚持参加这次讨论会。他指出：“首先，一定要重视科技储备，让科技储备为社会服务。其次，地学界有很多相关研究积累。面对自然灾害，科技界应该将更多的科研成果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再次，应该加紧预警系统建设，将其与整个社会发展相联系。最后，开展跨学科系统研究，因为灾害本身是不分学科的，而且地理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相关学科领域需要更多努力，把地学真正作为一个系统科学发展起来，并在技术上给予充分保证。”
最后，秦大河院士对会议讨论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说：“今年春天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都和地学部的专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两次灾害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高层决策和科学研究需要集成。一方面，要做到信息和数据的真正共享;另一方面，要发挥历史资料的作用。我们科研工作者更要善于从前人的基础上吸取营养，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科学是需要一代一代继承的。”
秦大河还特别指出，要注意预防次生灾害，尤其是震区大型水库、中小型水库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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