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导师带学生做“有用的科学”发Nature,产假在家开组会

多年前，竺淑佳听闺蜜讲述过这样的悲剧：70岁的老人感觉身体不舒服，家人带她做了各项常规检查，都提示无异常。这样的状态持续半年后，老人自杀了。竺淑佳明白，老人离世前的日子里，饱受着重度抑郁症的折磨，可老人的孩子们甚至没往这方面想。

太多相似的故事，牵引着中国科学家钻进了这个在社会上，甚至被看作是“矫情”的疾病领域。她们看到了氯胺酮，而它恰好是研究组聚焦的靶标蛋白之一。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使命，牢牢刻进竺淑佳课题组每个人的心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向前跑着，在冷冻电镜的助力下，科学家们“看清了”快速抗抑郁氯胺酮的结合位点，及其抑制NMDA受体活性的作用机制——这些发现将推动新一代基于氯胺酮的快速抗抑郁新药研发。

那个年代，祖父母辈的梦想是给山里的孩子文化扫盲，父母辈的梦想是从农民变为工人，而竺淑佳的梦想又是什么？问号在她大学快毕业时，愈发强烈。所有大学同学都觉得，这个在本科“领导着”拥有6000多名会员的校理论学习读书会的姑娘，会走上行政的人生道路。

可她却花了10年去沉淀，去积累，去看了世界。她考上了研究生，后被公派到法国留学。刚到巴黎高师，竺淑佳只闷头两件事，做实验和做饭。

从懵懂的科研菜鸟到拿出漂亮的试验数据，从不擅厨艺到用30道菜肴征服实验室同事的胃，她用了3个月时间。她惊奇地发现，做实验和做菜的原理是相通的，通过试错，发现最佳配比。以至于现在面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生时，她还会加上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做菜？

博士毕业时，竺淑佳获得了一所中国高校副教授职位的邀约。可她笑笑，选择了又一次出发，这次的目的地，是美国，“那会儿，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个短板需要补足。我要做科研上的探险家，而不是导游或游客。”

她用两年半的时间，补齐了短板，回国加入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她现在还珍藏着好友送给她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由衷敬佩周围每一个脚踏实地执着梦想的人 但唯独你让我赞叹并坚信了一个人内心的力量。”

竺淑佳工作起来很“拼”。在解析氯胺酮与靶标受体复合物结构时，需要通过电镜从各个角度把颗粒挑出来，白天一直做，晚上睡觉眼前“飘”着的也都是颗粒。那时她刚怀孕，一到下午就犯困，天还没亮又会醒来，她干脆爬起来写作，她实验室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这样完成的。产假休了两星期，她就迫不及待在家里开组会。

“我有时夜里九、十点离开实验室，看到竺老师的办公室还亮着灯，自己更没有偷懒的理由。”博士生张友谊说，竺老师经常半夜还在给学生发邮件。

竺淑佳是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每一个研究生刚入组，她都会手把手地带教如何做实验。“我遇到了很多好的导师，现在我自己做导师，也希望给学生创造自由探索的氛围。”

生活上，她也很关心学生，今年元宵节，还把汤圆外卖叫到了实验室。

去年12月疫情冲击时，竺淑佳研究组里的研究生张友谊，是第一批被感染的学生，临时隔离，事发突然，第一顿的早餐还没来得及统一安排，“竺老师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就购买了牛奶、面包、水果等营养品，然后送给我们，在我康复的过程中，竺老师也一直和我联系，关心我健康，让我有任何的需求和困难都及时和她联系，这让孤身在上海求学的我感到很安心。”

“一位NMDA突变患者的家属想报考我的研究生，我告诉她，不用特地来考，我们一定会为临床这些罕见病的孩子开设一个课题。”竺淑佳说，做科研，不是单单为了发论文，而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服务于人民生命健康，这是她须臾不曾忘记的。

作为女科学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家庭和科研？

可哪有什么平衡，只是选择和取舍罢了。“一天深夜11点，女儿来电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挂了电话推开门，三个学生站在门外找我讨论课题。”竺淑佳说着说着也笑了，“我们要用一生的实践和努力，来配得上学生对我们一声‘导师’的称呼。”

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在竺淑佳孩子身上得到了实践。她不给孩子报早教班，却从宝宝1岁起坚持每晚陪她夜读半个小时绘本，“尊重孩子的天性与自然大脑发育，我要感谢我的孩子，她每一次的成长，都让我神奇地感受到她大脑中的NMDA受体在疯狂地工作着。”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

在这里祝所有女性科技工作者

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