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堵住环境监测数据造假

　　西安环保数据造假案有了结果。因用棉纱封堵空气质量监测仪，西安7名基层环保工作者被判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承担法律责任。环保部表示，这是该部联合公安部历时15个月重点督办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造假被追究刑责的第一案，必将对地方政府和环保系统起到强烈震慑和有效警示作用。

　　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治理的“晴雨表”，它反映着地方环境质量如何，有没有超出预警范围，是否需要调整治理方向和对策等。“晴雨表”一旦弄虚作假，环境监测的预警效应就大打折扣，不仅会干扰治理判断、贻误治理时机，也会折损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因此有一种看法，“数据被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然而，随着“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出台，相关部门屡次制定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判定及处理办法等，某些舞弊行为依然层出不穷，其中既有企业制作“阴阳台账”等篡改数据，也有很多企业待督察组走后“重新开工”，更有不少地方部门主动造假，或袒护造假企业等。此次被判刑人员即为基层环保工作者，依据为年初实施的“两高”司法解释（监测数据造假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通过将造假入罪变成司法实践，强有力彰显了环保部门的治理决心。

　　如果说对数据造假追究刑责，是堵住界定难、入罪难等相关惩处环节的漏洞，那么反思造假机制并进一步推进环境监测改革，是从源头扎紧“制度的篱笆”。监测数据在高压管制下依然弄虚作假，点出了造假行为有其固有的利益生成机制，特别是一些基层环保工作者主动参与造假，更说明环境监测体制有些问题亟待捋清。此次造假事件中，造假者承认是地方分配了监测指标，不得已而为之，又特别指出当地环保部门有暗示和授意，将问题指向监测事权。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目标责任考核方式是“中央对地方考核”，但在监测事权上则模糊不清，如对于国控环境监测站点，虽然中央有名义上的监测事权，但财政支出和地方共同承担，导致监测站点受到地方行政干预，出现了“考核谁，谁监测”等问题，而通过将监测事权收回至中央，将之转变为“谁考核，谁监测”，可以更好地解决“利益生成机制”。

　　环保部于去年11月印发的《“十三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中，已经明确要求加快环境空气、地表水、土壤、近岸海域等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全面建成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网，所有站点原始监测数据第一时间直传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但从当前实践来看，事权上收还面临着支出责任的问题，一些完全属于中央的监测事权，如国控点位监测和运维，可以不再由中央与地方共担，改由中央承担财政支出责任，获取的数据与地方共享。另外，事权上收不仅要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以下也应该展开垂直管理，重点理顺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各级环境监测数据公平、公正、有效，如省级环保部门直接管理市（地）监测机构，实现“省级考核、省级监测”，依此往下类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当前，地方行政保护或直接干涉环境监测数据等一系列行为，已经干扰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推进。要使一切有碍环境守法的行为无处遁形，不仅要加大惩处，更要从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改革入手，从源头排除对监测数据的一切干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