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SK到福喜：为何外企到了中国就变味

　　福喜，食品安全堡垒如何被攻破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用过期、霉变原料制作快餐产品的案件已转入处罚阶段。但是，更多的疑问还没有消除：作为一家拥有多项荣誉的外企，福喜是如何发生“过期门”事件的？此类食品安全事件，到底要怎样监管才能不再发生？

　　60个小时，从媒体曝光到舆论沸腾，从监管部门突击检查到调查取证，从全国范围几十家连锁企业、数千公斤产品下架封存到公安部门立案处理、5名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从今天起，案件已转入处罚阶段，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程序都已启动。”7月23日，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阎祖强告诉记者。

　　使用过期原料，“至少厂长以上同意才能实施”

　　“执法人员20日晚间过来时，穿着制服，开着执法车，拿着执法证，为什么保安要阻拦一个多小时？”“对于媒体曝光的使用过期食品原料等情况，这件事情你们核查了吗？”“拿你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记者反映的、看到的、拍到的照片相对照，哪些违反了你们原来的规定？”22日晚，阎祖强再次约谈福喜投资方、欧喜投资中国区深加工部总经理杨立群，接连质问。

　　阎祖强的恼火可见一斑。20日晚19时30分，当上海食药监局副局长顾振华带领监管人员到达上海福喜厂区时，被保安阻拦，保安不认执法证，称“上级领导没有同意”就不能进入。直到21时05分左右公安人员到场，监管人员才得以入厂；在生产车间，监管人员又被拦在仓库门外，工作人员声称自己的门禁卡不在身边；办公室多个抽屉被锁上，电脑共享资料到一半，网络突然中断……

　　杨立群回答说，福喜事件是“个体事件”，是质量管理体系执行中出现的小“偏差”。此前一晚，福喜集团管理层发表的声明中，也这样表示：“本次事件是一起个体事件，集团愿为整个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但在阎祖强看来，“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不可能是个别人的私自行为。福喜不是小作坊，而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从拌料到成品经过多道工序，对这些过期食品的处置，公司必定有一套相应的制度”。

　　上海福喜质量部经理在被约谈时已承认，对于过期原料的使用，公司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如此，已说不清是从何时开始的；这样的做法，“至少厂长以上同意才能实施”。

　　上海市工商局信息显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外国法人独资企业，投资方为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其母公司美国福喜集团，是一家在全球17个国家拥有50多家食品加工厂的国际化食品集团，成立于1909年，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

　　更为讽刺的是，在福喜厂区，一个玻璃柜里摆满了各个部门和组织颁发的奖项。就在今年，它还被评为“嘉定新城(马陆镇)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A级)”。其在招聘网站的信息简介中自称，是“麦当劳的最佳供应商”。

　　目前，该公司已全面停产。22日晚，上海市公安局已决定立案，并依法对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质量经理等5名涉案人员予以刑事拘留。

　　福喜食品生产和质量控制的安全堡垒，到底是怎么被攻破的？

　　违法风险低于所得收益，企业铤而走险

　　对于记者要求采访的电话、短信，麦当劳中国公司公关总监许小姐一直没有回复。所有媒体拿到的都是同一个口径：“麦当劳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与安全的食品……现有新闻报道显示，所称的不当行为系向麦当劳故意隐瞒。”

　　据查，上海福喜公司的产品被销往近150家企业，包括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德克士、宜家等，覆盖20多个省市。事件发生后，所有下游企业都在第一时间努力澄清与福喜公司的干系。麦当劳、肯德基都强调，对供应商的管理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包括定期的检查和第三方审查。

　　过去三年内，上海市质监和食药监部门对福喜公司共做过7次检查，为什么都没发现问题？答案是：生产过程中刻意违法的行为不容易被发现。

　　福喜公司使用过期肉问题被揭露，缘于该公司内部人员的举报和上海一媒体记者历时两个多月的卧底调查。非正常拍摄的视频里，除了过期变质肉被再加工、掉在地上的脏肉被随手捡起扔进生产线、鸡肉产品的保质期被随意篡改等触目惊心的情节，还有麦当劳、肯德基方面检查时福喜公司通知车间，装次品的蓝色袋子被转移、藏匿的记录。因为深知，“被发现就不会给订单了”。

　　福喜的违法行为发生在生产过程中。那些过期、变质原料，加上浓重的调味，经过200度高温的油炸，在成品检测中很难被发现。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副主任吴景明在接受访谈时说，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加工企业不得使用过期的原材料。福喜明知故犯，是直接故意的违法行为，连擦边球都算不上。

　　从葛兰素史克（GSK）到福喜，为什么不少外企在外遵纪守法，到了中国却变了味？

　　“不能将外资违法归于入乡随俗、道德环境因素，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我们的法律环境和违法成本问题。一旦违法成本远高于其违法获得的利润，企业就不会铤而走险。”律师郝俊波说。

　　“有些外资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甚至默认或者变相鼓励中国公司这样干。”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张新安认为，企业行为多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盘算成本收益之后的结果，而我们目前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且惩罚力度较弱，使得企业为这些违法行为所承担的风险，远远低于它们因此而取得的高额收益。

　　《食品安全法》眼下正在修订，据称将是“史上最严”，其对违法企业的处罚规定，是货值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这样的惩罚是否足够高？在阎祖强看来，中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立法惩戒较谨慎，对于某一个地区，也许很难做到“罚它个倾家荡产”。郝俊波也表示，对食品违法案件的惩罚与涉案批次货值挂钩，缺乏灵活性，惩罚力度和其违法严重程度不一定成正比。

　　高额奖金鼓励员工举报，“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勇看来，福喜制度化、常规化违法生产，相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管不力要负一定责任，“很多政府部门对不良企业监管不够，即使查出来也是轻打两下。一头是现实的利润，另一头是看不见的社会责任、经营伦理，没有良好道德感的企业家多半难以把握。要让所有企业经营者看到，一旦犯错要付出极高成本，才能产生警示作用”。

　　在阎祖强看来，管好食品安全，要靠道德约束、法律制约，加上科学的监管手段。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在编人员，70%都放在了基层。上海已从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着手，要求企业安装电子眼并对监管部门开放，以便实现对生产行为的全时段、全过程监控。此外，一个基于平板电脑的食药监人员规范执法系统也已开发成功，即将推广。

　　郝俊波律师认为，在企业监管方面，除了惩罚，美国更重视奖励制度，比如以高额奖金鼓励员工举报，一旦查实企业存在行贿、违法生产等行为，其重处的罚金中，会有20%至30%奖励给举报人。“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