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历史上被撤稿最多的人，发论文像写小说

　　每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术界都会存在一定数量的撤稿，这之中可能绝大多数都存在学术问题，甚至是学术不端。当学术不端暴露时，有人认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导师/通讯作者可能并不知情，也不太会冒险去造假。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同一课题组存在多篇“问题”文章（例如>20篇）时，课题组负责人往往有很大一部分责任，甚至可能是“幕后主使”。

　　今天，我们要介绍撤稿数达到183篇，位居“撤稿榜”第一名的学者——日本东邦大学Yoshitaka Fujii。

　　“撤稿观察”排行榜

　　谁的撤稿数最多?这是撤稿排行榜的非官方列表，我们会随着更多信息的曝光而更新:

　　“撤稿冠军”藤井裕久

　　以上就是撤稿观察网（Retraction Watch）上的撤稿次数前32名的作者姓名以及此前供职单位的详细信息，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介绍位于排行榜第一名Yoshitaka Fujii的工作方向，以及他相关撤稿的详细内幕。

　　YoshitakaFujii，中文名“藤井裕久”，教授，1987年毕业于日本东海大学医学院，主修麻醉学，2000年以后，他开始转向肿瘤、呼吸系统以及外科等领域。可以说他的科研工作给麻醉学，实验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披上了一层阴影。迄今，Yoshitaka Fujii教授总共有183篇论文遭撤稿。以下是Yoshitaka Fujii教授被质疑数据可靠性，遭遇撤稿的详细内幕。

　　同行质疑与侥幸逃脱

　　2000年4月，《麻醉与镇痛》杂志发表了彼得·克兰科和他的两位同事给编辑的一封信，信中充满了讽刺。三位麻醉学学者将目标对准了一位名叫藤井裕久(Yoshitaka Fujii)的日本同事发表的一篇文章。他们写道，藤井裕久关于一种预防术后恶心和呕吐的药物的数据“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用科学的语言来说，称研究结果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并不是一种赞誉，它相当于指责研究人员漫不经心，甚至是想捏造研究结果。但是，《麻醉与镇痛》杂志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警告。它发表了致编辑的信，并附上藤井裕久的一份解释。信中提出的问题包括，提供充分证明需要多少证据?换句话说，“不相信我?很难。” 《麻醉与镇痛》又紧接着发表了藤井的11篇论文。而这封信的共同作者之一、当时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Wurzburg)工作的克里斯蒂安·阿普费尔(ChristianApfel)在前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时，提醒藤井裕久注意他和同事们提出的问题。但藤井裕久一直没有回音。

　　切换领域继续“套路”

　　藤井裕久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好运气，才得以幸免于更多的审查，他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基本上停止了麻醉学论文的发表。取而代之的是，他专注于眼科学和耳鼻喉科学，在这些领域，他的“失误”不太可能引起注意。截至到2011年，他总共发表了200多篇研究论文，对他所在领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同年12月，他在《麻醉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此期刊上发表文章。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很明显，他捏造了很多研究——事实上是大部分。如今，他成为了单个作者撤回论文最多的记录保持者，达到惊人的183篇，占1980年至2011年间全部撤回论文的7%左右。他的故事代表了一个戏剧性的失宠，但也代表了学术出版领域新局面的到来：能够检测出学术造假行为的统计工具，以及愿意使用它们的打假“警察”。

　　面对疾风：较真的编辑与读者

　　2009年，当SteveYentis成为《麻醉学》杂志的主编时，他在研究伦理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背景。他沉下心来，并主持了一个学术委员会的主题，甚至回到学校兼职攻读医学伦理学硕士学位。他还供职于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这是一个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提高学术出版的标准。

图丨SteveYentis（《麻醉学》主编）（来源：http://nautil.us）

　　不过，他说，在他担任《麻醉学》杂志的首席执行长之后，他并没有感受到“天花板很快就要塌下来”这样的感觉。与十年前的《麻醉与镇痛法》一样，2010年，《麻醉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藤井的文集的社论，作者们并不相信其发现，并呼吁该领域专家对文献进行审查，以剔除虚假的结果。

　　正如Yentis在后来一篇题为“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的文章中所详细描述的那样，这篇社论是他自己委托撰写的——这一举措促使了大量信件的到来，其中包括一位读者的评论，“他哀叹研究人员的工作仍然扭曲了证据基础的事实”，并要求《麻醉学杂志》的编辑们采取行动。这封信的作者是英国麻醉师约翰·卡莱尔(John Carlisle)。

　　这个时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麻醉学领域仍在遭受着一连串重大不当行为的打击。第一起攻击涉及斯科特·鲁本(Scott Reuben)，他是马萨诸塞州的疼痛专家，在临床试验中伪造数据，最终因犯罪被关进联邦监狱。第二起是约阿希姆·博尔特(Joachim Boldt)，他是一位多产的德国研究人员，被发现篡改研究报告，并犯有其他违反道德的行为，导致近90篇论文被撤回。

　　而《麻醉学》也已经发表了Boldt的六篇文章，Yentis感到有点后悔。所以当他读卡莱尔的信时，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严正地告诉卡莱尔把他的质疑放在研究工作上：“我反驳了卡莱尔，要求他对藤井的工作进行分析，”Yentis如是说。卡莱尔承认，当时他在统计学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专长，他也不是一位特别有名的麻醉师，他的话在同事中也不是颇有分量。但他的结论很简单，而且不容忽视，一组真正的实验产生藤井的数据是极不可能的。

　　卡莱尔认真比较了藤井从1991年到2011年的168个“黄金标准”临床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的是平均每年有8篇论文)和其他研究人员之前的报告，以及可能偶然发生的结果。他研究了从研究开始时病人的身高和血压到与据报道藤井测试的药物相关的副作用率等各种因素。

　　利用这些技术，卡莱尔在他2012年发表在《麻醉学》(Anaesthesia)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总结道，藤井的某些发现在实验中得到验证的几率只有10-33个数量级，这个数字小得惊人。卡莱尔冷淡地解释说，有一些不自然的模式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即这些数据与随机抽样所期望的数据有足够的偏差，因此不应构成证据基础。换句话说：如果它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这就只剩下数学上的可能性了。

　　卡莱尔的结论与2000年对藤井的论文提出质疑麻醉师的结论非常相似-只是这一次，人们注意到了。卡莱尔的发现发表后不久，日本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藤井发表的212篇论文中，只有3篇含有明显可靠的数据。而在209篇文章中，其中38篇，数据的欺诈性并不能确凿，剩余的171篇论文被认为是完全捏造的。正如这份日本调查报告总结的那样:“这就好像有人坐在桌子前，写了一本关于一个研究想法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