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防控：从遭遇战到阻击战

　　“从非典到甲流，从遭遇战到阻击战，过去十年，我国传染病防控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传染病的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

　　12月23日，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应对：经验和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传染病控制，始终是我国疾病控制的优先任务。

　　“非典造成的损失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长期忽视公共卫生事业的惩罚。”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说。

　　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我们因毫无准备而付出了沉痛代价。

　　据统计，在内地5327位非典患者中，医护人员多达1002人。“早期二代感染，特别是医源性感染，主要是由于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事前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传染科及专业队伍不完善，无健全的门、急诊预检分诊制度，急诊科条件差，通风条件更差。”李兰娟认为，从非典流行到防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诸多启示。发现和管理传染源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必须果断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预防和隔离措施。

　　李兰娟直言，非典肆虐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五大缺陷：缺乏统一的应急指挥体系、缺乏有效应急预案、缺乏健全的疫情信息报告网络、应急医疗救治能力不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薄弱。

　　因此，她建议，加大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网底，特别是基层社区网底，购买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此外，李兰娟希望能够构建科学的危机管理理念，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危机公关；同时，累积非典治疗的经验，加强传染病和流行学预防治疗队伍培养建设。

　　经过非典的洗礼，中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能力显著提高，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各种新发突发传染病。特别是在2009年，面对席卷全球的甲流疫情，中国成功地打了一场阻击战，向世界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表示，2009年我国甲流疫情防控最重要的经验，是在疫情初期就及时建立了多部门合作的联防联控的举国机制。

　　“这一机制创新推动了科技协同创新，以科技协同创新支撑疫情防控，使得我们可以在国际上首先研制成功甲流疫苗、第一时间研制成功诊断试剂并在全国使用，也使得我们在疫情初期就可以采取检验检疫和隔离措施，延缓疫情的传播，为疫苗的研制生产提供宝贵的时间。”

　　侯云德介绍，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支持下形成的举国体制、协同多学科集成创新的科研模式，解决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科学问题，而且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例如我国首次从循证医学角度证明了中药对甲流病例治疗的效果并被国际专家认可。

　　侯云德说，我国甲流防控所取得的成果在人类流感大流行的防控历史上，实属首案，也为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和科技攻关、协同创新，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十年来，除非典、甲流之外，我们还成功应对了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型布尼亚病毒所导致的蜱叮咬病以及2011年我国新疆脊髓灰质炎输入性野毒疫情等一系列新发突发传染病。

　　最近在中东地区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又一次敲响了警钟——人类依然要同传染病进行不懈的斗争。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应对，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侯云德说，随着城镇化和人口流动，传染病的传播更加容易。因此，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应对能力提高非常重要。

　　然而，由于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等原因造成的各地防控传染病的能力不平衡、人才缺乏以及经费投入不稳定性等各种因素，无疑还会制约着传染病防控能力的提高。